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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国人为契丹人(Cathayan或Cataian)。莎翁的《第十二夜》和《温莎的风骚娘们》两剧,就是以“契丹人”称中国人的。
在当时西方人的用语里,“契丹人”
是个纯粹的贬义词,意为骗子、流氓、滑头等。
16世纪下半叶英国皇室还曾有过一个向远东发展的计划,名为“契丹探险”
,只是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在莎翁生活的时代,西方人又认为契丹和中国为两个国家,所以他的《一报还一报》又出现过“中国”
(China)
这个词。
当时,学者们还就中国与契丹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是两个国家,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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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在北,中国在南;有人认为中国是契丹帝国之中的一个属国。
可以看出,直到17世纪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比如,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里虽一再提到中国和契丹,但所描写的尽是些荒诞的东西。
他写道:上帝创造了世界,撒旦好奇,决定到地球上来探探虚实,他变成一只雕,从喜马拉雅山飞下,想到印度去觅食,“途中,它降落在塞利卡那,那是一片荒原,那里的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这里的“塞利卡那”
(Sericana)
,意为丝绸之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木车,而没有竹车,更没有靠帆和风力前进的竹车。
需指出的是,17世纪前后,西方人同时又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
1584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风物史》,1616年,比利时人出版《中国传教史》,165年,葡萄牙人鲁德照出版《中华帝国史》,1687年,著名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内含《大学》、《中庸》、《论语》三个拉丁文译本。此外,当时各种报纸和杂志都纷纷发表有关中国的报导性文章,并形成一种以谈论中国为时髦的风尚。
这一时期,西方人欣羡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孔子学说、中国政治及中国园林。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简直美妙极了,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拥有的。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就曾写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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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乎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就不会使人满意。
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
①
在现今中国一般读者眼里,对中国文化格外欣羡的西方人,最早要算伏尔泰和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是西方世界第一个重视中国哲学的人,认为中国哲学中的“道”与他所构想的“单子”有着相同的地方,并根据中国《周易》的启示,发明了二进位制,同时对中国的道德哲学也极感兴趣。他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正如我们给他们派了教士去传授启示的神学那样。”
②
又说:“如果请一个聪明人当裁判员。
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们相信,他会把金苹果送给中国人的,除非我们想超过他们,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基督教,也就是一项超人的善,传给他们。“
③
也就是说,在莱布尼茨看来,就道德实践而言,欧洲人
①转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5页。
②《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29页。
③《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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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中国人学习,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还是不如欧洲人,因为西方人有启示神学,而中国人却没有这种东西。而且,我们还应看到,莱布尼茨对中国人道德实践的认识,也只是《论语》等典籍所记载孔子的道德理想,而非中国人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认识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境界,主要是看它在真实生活的情况,而决不能停留在几位理想主义思想家的愿望上。愿望与愿望的落实毕竟不是一回事,中间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再者,我们还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是对道德理想重视的民族,越能说明该民族的道德实践不甚理想。今日中国大陆,各家报纸杂志纷纷报导见义勇为者同歹徒作斗争的优秀事迹,各级政府也极力予以表彰。如果不明实情,单单从新闻报导看,似乎今日的大陆人是何等的道德,何等的高尚。殊不知,这类报导越多,正好说明见义勇为的美德已几乎丧失殆尽,人们的道德意识每况愈下。如今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人目睹流氓、偷盗、抢劫之类的事情,见怪不怪,早已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能见义勇为者实在太少,太可贵。又如,今日中国大陆倡行廉政,时有一些关于“清官”的报导和表彰,如果不明实情,仅以报纸或电视作根据,那就很容易得出政治清明,为官不贪,到处是海青天的结论。
但如果撇开报纸,离开电视机,到各大饭店、宾馆、夜总会去看看,到寻常百姓家去问问,所得到的结论定会两样。
伏尔泰是18世纪对中国文化最为推崇的西方哲人。在《风俗论》里,他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将其看作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文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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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谈中国的历史、风情、艺术和科学,尤其对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推崇备至,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
,中国的政治之所以稳定,就在于孔子所创的宗教符合道德理性。他在《哲学词典》“中国”条中写道:“我已经仔细读了孔子的书,还作了摘要。我在其中只看到最纯粹的道理,而丝毫没有骗人的东西。”
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影响了当时法国一大批思想家。
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瞭,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①波维尔甚至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
②
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欣羡,有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动机和功利目的,即借用中国文化反对基督教的天启神学和法国专制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拜偶像,没有教会,崇拜天,而非崇拜上帝,与他们所宣扬的自然神论相一致。
实际上,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18世纪流行的自然神论并非类似,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一点不比法国的专制逊色。即是说,伏尔泰等人并非了解中国,所认识的大多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主要是《论语》、《大学》、《中庸》上所写的和一些传教士所记的浮浅报导。正因为这样,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当时就有人指之
①转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转见:《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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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浮夸”
、“亵渎”和“俏皮话”。
在本世纪,对中国文化欣羡的西方人,以罗素最具代表性。
关于他对中国文化评价之内容,本书第二章已有绍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读者诸君注意的是,罗素来华讲学和所写的称赞中国文化的文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事情。
他称赞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不像其他一些西方人那样,抱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诋毁中国文化,二是因为大战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灾难,促使他深刻地反省西方文化。确切说,他是希望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