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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秋天里，上海的经济生态仿佛持续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微弱地震，并不会天崩地裂，血肉横飞，但是所有人都在隐隐的轰鸣声里，惶恐度日。人们的脚底抓不紧地面，头皮绷紧的感觉让他们担心随时都会被抛向天空。
我们公司也一样。
《M。E》的广告总额下降了27％，销量下降了18％，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事态。当然，你不能指望人们在担心明天是否还能拿到薪水、后天超市的西红柿是否会变得比猪肉还贵的同时，还有心情拿出宝贵的时间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着文艺杂志——外滩艺术馆的展览关我屁事，几百年前欧洲的哪个作家曾经写过中国游记关我屁事，某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快要失传了关我屁事，哪个雕塑家在卢浮宫里开了展览关我屁事，哪个设计师在出柜之后就立刻出轨了关我屁事。
人们忙着活命，没有心思怡情。
我偶尔路过街边的报刊亭，发现不只是我们的杂志，另外还有大堆大堆卖不出去的时尚杂志花花绿绿地堆在地上，车轮和鞋子带起的灰尘把那些封面上明星们靠PS修饰得完美无瑕如同鸡蛋壳般的虚假面容，弄得灰头土脸，几近狼狈。
宫洺的脸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他总是紧绷着面容，人中拉得比伏地魔都长。要不是他的眉毛浓密漆黑、鼻梁挺拔英武，看起来离伏地魔的造型有点远的话，我真的要怀疑他随时都能从西装里掏出一根魔杖对着打瞌睡的员工念出一句“阿瓦达索命”来。
他不再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去研究最新从西班牙过来的瓷器是不是值得下手收藏一套，也不再有心思不断指示我和Kitty满上海为他搜寻各种口味的咖啡。他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打不完的电话，看不完的文件。他的手机只要一空下来，就是连接着充电器的，否则在他一个电话平均四十五分钟的高耗电状态下，别说是iPhone了，就算换成电力强劲得简直像是使用了核电池一样的国产山寨机，我相信也一样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准备启动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艺术类的杂志。本来在策划产品线的时候，正当《M。E》的高速增长期，那时候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和读者群，让公司对新的刊物有着足够的信心，在之前针对广告客户召开的内部招商酒会上，无数品牌的营销部门头子都挤破了头地想要将《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为他们新的广告营销平台。然而，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天地仿佛都换了颜色，之前的朝阳红瞬间被刷成了黄瓜绿。当初所有财大气粗，恨不得直接拿几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红色现钞砸到我们脸上的品牌厂商们，仿佛都像是被扎了眼儿的轮胎一样，不再蹦跶了。他们口中最高频率出现的对话也从“没问题，多少钱，我们投”，变成了“不一定，便宜点，再看看”。
因此，在整个上海都风雨飘摇，所有公司都在削减开销、缩紧战线的时候，我们却比谁都忙。甚至公司不仅没有裁员，反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崭新刊物而组建了新的团队。别人对我们临渊羡鱼，然而我们冷暖自知。这究竟是世纪末日般的饮鸩止渴，还是釜底抽薪的背水一战，谁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像是被突然赶上钢丝绳的小丑，战战兢兢地往前行走着，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全军覆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尽管公司还是维持着运营，没有从我们的薪水方面缩减开支，但是，在这个CPI指数就像是一个发烧的胖子胳肢窝下的温度计般猛蹿不止的时代，不加薪就等于是扣钱了。
就连Kitty最近也不再疯狂地购买高跟鞋了。要知道，她以前最羡慕的就是蜘蛛了，她一度想要在肩膀上弄一个蜘蛛的文身，面对我的困惑，她说：“因为它有八只脚啊！每天能穿四双不同的高跟鞋！”我讽刺她：“那你去羡慕蜈蚣好了！”她严肃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不行，那我会破产。”公司甚至有人开始带盒饭来上班了——要知道在以前，《M。E》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吃饭的人，比如Kitty为首的那帮死瘦子，一种是只要吃饭就可以开发票报销的人，比如以顾源、顾里为首的那帮死总监。既然做不成穿金戴银的饿死鬼，那么至少也别变成皮包骨头的穷光蛋吧——多吃一点，至少气色看起来红润，面相不至于格外带衰。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捉襟见肘。总有一些人，是上帝的宠儿。我以前一直将这个标签贴在宫洺、崇光，或者顾源、顾里身上。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南湘头上。她可以是“薄命的红颜”，可以是“悲伤的灰姑娘”，可以是“空谷幽兰谁人知”，可以是“空山关外清弦月”，但她怎么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上帝的宠儿”。可我错了。南湘对艺术品市场的了解和她自身对艺术知识的强大储备，让她在新杂志的筹备过程中如鱼得水。在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几项统筹工作之后，她就已经从美术助理晋升为美术主管，然后前几天，我刚刚听说她变成了新杂志的运营总监。她就是那条翻身的咸鱼，她就是洛阳的贵纸，她就是那条跃过了龙门的鲤鱼，大摇大摆地从浦东游到了浦西——更何况她背后有一个掌握着公司一大把股份的男朋友作为坚强后盾。
进入《M。E》已经三年多的我，现在行政级别比南湘还要低。尽管我和Kitty都算是特例，手上的隐形权限非常地大，毕竟我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就算吹不了枕边风至少也能嚼舌根。但是在台面上，南湘是凌驾在我们之上的——至少叶传萍召开的每周例会上，有属于她的一把椅子，而我，只有在宫洺需要咖啡的时候，才有资格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
每一周，我都端着一杯咖啡，在众人无视我存在的目光下，走进那间会议室，领受为我特别定制的羞耻。我从来不敢抬起眼睛朝南湘看过去，因为我不知道迎面而来的眼神，究竟会带着什么情绪。我也不敢看向顾里，因为我知道她眼里一定会是，充满同情的目光。
我更加不想去看顾源，不管他眼神里对我是什么情绪，我都不想看。我恨死他了。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没有太多的惊喜，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因为我们几个人只要不在一起，似乎上帝也没有了看戏的欲望，我们的生活仿佛从钱塘江大潮一样波涛翻滚的状态，终于变成了死海一样的波澜不惊。我，南湘，顾里，顾源，我们四个维持着这样每天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的生活，尽管我们每天几乎有八个小时，都在同样一个四面围墙的空间里活动着，有时候距离近到彼此都能闻见对方身上的香水气味。
这段日子里，有线电视台又开始重新播放起了《老友记》，我们几个当年都是《老友记》的死忠粉丝。但是美国已经播放到了第六季的时候，上海才刚刚开始引进第一季，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网上资源，更没有层出不穷的牛逼字幕组，也没有现在动不动就10M、20M的光纤带宽供人们下载720p甚至1080p动辄三四个G的高清视频。我们对美剧的认识还停留在电视台的配音演员们熟悉的声音上。我还记得当初上海有线收费台在2006年《老友记》第十季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四个买了几大瓶可乐，三大桶肯德基的全家桶外卖，我们抱着一床巨大的被子一起挤在顾里的床上共同欣赏那个万人期待的大结局——几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欣赏着最后的落幕时，其实这个时刻迟来了两年，在大洋彼岸，《老友记》早就在2004年就迎来了最后的谢幕。
而时间行进到了2010年，人们似乎又开始怀旧了。小时候记忆里的五颜六色的平面机器人，变成了3D的《变形金刚》，它们用炸药和激光横扫了全世界的票房；我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的第一本《哈利·波特》，终于迎来了电影版最后一部的欷殻Ц叱保蹦暝诳巫览锶攀橐槐吡窖鄯殴饧⒖试亩粒槐呋孟胱抛约阂材芄换游枳拍д鹊男⊥冕套用牵衷谝卜追自谖⒉┥弦槁圩怕薅鞒げ辛耍鼓谄樟亮耍げㄌ氐亩映さ孟衤矶＃坏蹦旮崭斩檬裁词鞘鄙惺裁词切缘呐笱欠杩衩粤档摹队际小罚部寂钠鹆说缬埃锩婕父雠鹘堑乃晔悠鹄闯肆桨偎辏馑亢敛荒茏璧菜抢萌嗣嵌运暝碌拿寤扯杩竦亓膊疲缬暗慕讲唤鼋鲈谟诳梢杂肅G幻化出阿凡达或者蓝精灵，也在于可以把五十岁的莎拉·杰西卡·帕克拍得看起来依然是我们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