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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洋鬼子，我也挺爱晒太阳的啊。”顾准在边上，笑着帮Neil。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笑容总让我觉得别扭，尽管他的微笑精致而淡然，透着一股子严格的家教产生的修养，但是他的笑容总是浅浅地停留在脸上，笑不进眼睛里。他的瞳孔看起来始终是两颗被冰碴包裹着的黑钻石。融化不开的寒冷。老实说，我一直不太喜欢他，这种不喜欢的表面之下，其实是有点儿怕他。
“但我劝你也别晒太多，”顾里看着顾准唇红齿白的精致面容，在面具后面继续喷射着她的毒液，“我怕等会儿我们正聊得高兴呢，你就在我们边上吱吱几声之后默默地化成几股白烟了。”顾里显然最近看了很多吸血鬼的电影。
“怪不得姐姐你戴着面具呢，原来是怕化成几股白烟，我懂了。”顾准喝着咖啡，眼睛望着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反正没看顾里，讥诮地回她，顿了顿，把他精心修剪的浓眉毛一挑，又补了一刀，“怪不得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厨房的抽油烟机呢。”
我听到顾里在面具后面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伸出爪子在顾准胸口用力一掐：“要死啊你！”
说到防晒这档子事儿，我们几个，连唐宛如在内都如此小心翼翼，不是没道理的。我们几个歇斯底里的防晒态度，来源于曾经顾里在高中时给我们留下的阴影。
高中有段时间，顾里鬼迷心窍地想要追求什么劳什子的“小麦色肌肤”，变成什么劳什子的“巧克力美人”，于是她在暑假包办主义地帮我们订好了机票和酒店，用种种诱惑把我们集体吆喝到了三亚的沙滩上，之后我们四个仿佛尸体一般直挺挺地躺在沙滩上暴晒了七天，用顾里的话说，这是一个关于“两条美人鱼（她和南湘）和一个采蚌女（我）以及一根大型海参（唐宛如）”的美丽传说──至于别人是否这样理解，那就是个谜了，期间还因为我们躺得太过直挺的关系，把一个路过的大妈吓得差点儿尖叫着报警。那会儿，少不更事的我们哪儿懂得防晒霜这种劳什子的东西，而且没人性的顾里竟然只记得自己涂抹了全身，而忘记提醒我们三个。结局就是我和南湘两个人回到学校之后，瞬间多了两个外号，虽然两个外号都是针对我们变黑了的皮肤，但是南湘因为她美丽的脸而多少缓冲了一下，她的外号叫“黑雪公主”，至于我，因为比南湘稍微逊色一点点，所以，得到了一个类似的外号：“乌骨鸡”。
最不要脸的就是顾里，她在层层叠叠涂抹了各种防晒霜的保护之下，只稍微变黑了一点点，刚好达到她想要的那个巧克力的颜色，看起来健康而又匀称。她在学校里看见晒黑之后的我和南湘，弯下腰，旁若无人地笑了三分钟，胸罩扣子都笑松了。笑累了，她撑起腰，用善解人意而又委屈的表情说：“上帝真是太不公平了，最想晒黑的人是我，结果我只是稍微变化了一点点，反倒是你们两个捡了个大便宜，你看看你看看，你俩黑得跟两条老茄子似的。”
亏得我年轻力壮，否则我真他妈差点儿一口气没上来。
而说到唐宛如，她是最为惨烈的一个。因为每当有穿着紧身三角泳裤的年轻肌肉男性走过我们所在的沙滩，她就飞快地逃离遮阳伞的区域，追着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肉体呼啸而去，一路翻着白眼甩着舌头摇头晃脑地洒下她的口水，以此作为沿途的标记──和走进森林沿路撒面包屑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但说实话，看起来更像是一条壮硕的拉布拉多肆无忌惮地奔跑在沙滩上。
因此，在三亚的海滩上自由奔跑、天性解放的唐宛如在回到上海之后皮开肉绽，全身蜕皮，仿佛《新白娘子传奇》。她躺在床上不断踹着四肢，张着血盆大口不停地叫唤，声音嘶哑却又嘹亮，频率也非常固定，而且又因为她的牙齿一直都非常大颗且极其整齐密集，我恍惚间觉得她是一匹正在临盆的，马。
我正自豪于自己精彩的比喻，顾里一句话轻描淡写地挫败了我。她指着唐宛如胸口前一片白花花的蜕皮，伴随着唐宛如“喔喔”不断的呻吟，她说：“像不像两颗刚刚剥开还没撕去糖衣的‘喔喔’‘奶’‘唐’。”
对面的南湘表情庄严地竖起了她的大拇指。
我看着顾里仿佛灵光开窍的得意表情，恍惚觉得她脑门儿上笼罩着一层佛光，我想，当初牛顿被苹果砸到的时候，也就这样了吧。
我从记忆里回过神来，眼前年轻的他们，一个一个面容姣好、穿金戴银，我突然觉得有点儿恍惚。四周的空气被明晃晃的阳光照得荡起涟漪，现在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有点儿弄不清楚了。
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身边的时间过得异常混乱。还在念书的时候，有无数的坐标供我们参考时间的流逝，每一天有课程表提醒着我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被分割成每四十五分钟一个片段，然后组成不同的学期、不同的学年，我们有不同的年级门牌，有寒假暑假有春游校庆等等等等，来提醒我们岁月的流逝。
但是毕业之后，好像每一天都和过去的一天一模一样，但是，又似乎和之前的任何一天都不相同。
时间混乱成一片虚焦镜头下的薄薄光影，贴在每个人的脑门上。
闭上眼睛，我无比清晰地回忆起几个月前的自己。
那段时间我除了上班之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百无聊赖而又万念俱灰地望着窗外翻滚的雪花，它们噼里啪啦地撞碎在窗户的玻璃上，屋内热气腾腾的空调风把窗户玻璃烤得滚烫，雪片扑上去的瞬间就哗啦啦地融成水，狼狈地朝着窗沿流下来。
那个时候，屋外是一片肃杀的雪景，看得人满生绝望。仿佛世界被砸出了一个大洞，暴风雪从这个洞里汹涌而来，一眨眼就吹遍了整个世界，又冷又硬的风顶着人的胸口吹，不费任何力气就把一颗沉甸甸又暖烘烘的心吹成了冰凉的碎屑。
我日复一日地靠在玻璃窗前发傻，有时候流眼泪，有时候没有，但眼睛里总是像撒了铁砂一样刺痛，我时不时地还觉得时间停留在简溪回来的那天，只不过那天他回来并不是为了和我重新在一起。他再次回来，是为了收拾东西，是为了更彻底地离开。
那个时候，每当睡不着的夜晚，我就握着一杯热水裹着毯子坐在落地窗前发呆的时候，我总是恍惚地觉得简溪依然在卧室里收拾他的东西，那些他喜欢看的又枯燥又厚的欧洲历史人物传记，那些他买来准备和我一起听的CD，他款式几乎千篇一律但颜色各异的羊绒毛衣。他的白衬衣和他的水洗牛仔裤。他慢条斯理却又不容抗拒地进行着搬离这里的一切准备，有时候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就继续。我靠在门边上问他要帮忙么，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只是透过背影对我说：“没事儿，没多少东西。”他的声音低低的，暖暖的，带着和他的身体相同的气味，闻起来像一把煮热了的沙。他甚至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和我安静地抱了一会儿。他的胳膊还是习惯性地朝上弯成一个弧度，以便他宽厚的手掌刚好能够握着我的蝴蝶骨。他的胸膛依然滚烫，充满了我熟悉的气味。
那个时候，南京西路上挂满了红色的灯笼。一朵朵在风雪里摇曳着的红晕和路人被冻红的脸庞呼应着。过年了，所有的商场看起来都热情洋溢，与之对比的，是过年前依然忙碌的人们脸上阴冷的恨意，他们顶着一张张没有睡醒的脸，撑着伞匆忙地奔走在迷蒙的风雪里，奔向前面不远处的那笔年终奖金。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沐浴在这样百年难遇的寒流里。北京和上海的新闻，每隔几天，就会预报新的寒流来袭。哥本哈根会议上，那些表情苦大仇深的气象学家们，纷纷发表言论，说“温室效应”消失了，地球又进入了小冰川时代──你瞧，一切看起来多像一场闹剧啊，特别是当意大利的那个地质专家突然面红耳赤地蹿到了桌子上拿起麦克风不停地敲自己的脑袋时。
而现在呢，寒流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上海又恢复了它初春时节里的千娇百媚。被高高的工地外墙和绿色脚手架围起来与世隔绝了两年多的外滩，终于露出了它崭新的面貌，奢靡的、妩媚的、古典的、新锐的、搔首弄姿同时也盛气凌人的新颜。仿佛一个穿着华贵衣裙的贵族少女，沿着黄浦江岸轻轻地躺了下来，她曼妙的腰臀弯曲成外滩动人的天际线，她雪白的大腿撩动着无数金融家的炽热春梦，她的眼角眉梢、身体发肤乃至姓氏灵魂，都在待价而沽。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