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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安德烈说，“我们不久一定能赶上他了。”于是那匹自离开城门以来不曾减缓速度的可怜的马，就继续拚命地往前奔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罗浮。
“当然罗，”安德烈说，“我是追不上我的朋友了，但这样会把你的马累死的，所以我们还是停下来吧。这是三十法郎，我到红马旅馆去住夜，明天再搭便车前去。晚安，朋友。”
于是安德烈把六枚五法郎的银币放到那个人的手里，轻快地跳到路上。那车夫欢天喜地拿了那笔钱，往回走去。安德烈假装向红马旅馆走去；但他只在旅馆门外站了一会儿，等到车轮的声音渐渐走远了，马车的影子渐渐消失的时候，他便立刻上路，急匆匆的步行了六里路程。他休息了一会儿；这就是他说过要去的塞凡尔镇附近了。安德烈这次的休息并不是因为疲倦，而是要仔细想一想，采取一个计划做一个规定。
他不能利用马车，乘马车或租马必须要有护照。他也不能留在瓦兹区，这是法国藏身最困难和防卫最严密的省份之一，象安德烈这样的一位犯罪专家，知道要在这一带隐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他在一座土墙旁边坐下来，把他的脸埋在双手里深深地思考了一会。十分钟以后，他抬起头来；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了。他从地下抓起一把碎土，抹在他当时从候见室里取下来穿在晚礼服外的那件外套上，走进塞凡尔镇，用力拍打镇上那间唯一的小客栈的门。“我的朋友，”安德烈说，“我从蒙芳丹来，到森里斯去，我那匹可悲的马折断了腿，摔了我一跤。我必须在今夜到达贡比涅，不然就会使我家里人非常担心。你能租一匹马给我吗？”
一个客栈老板总是有一匹马出租的，但是马的好坏就不敢说了。塞凡尔镇的那位老板赶快把那管马厩的小伙计来，吩咐给他把那匹“追风马”加鞍子；然后他喊醒他那七岁的儿子，吩咐他与这位先生合骑那匹马，到了目的地把马骑回来。
安德烈给那个客栈老板十法郎，当他从口袋里掏钱的时候，他丢下了一张名片。那张名片是他在巴黎咖啡馆认识的一位朋友的，所以安德烈离开以后，客栈老板拾起名片一看，便认为他把他的马租给了家住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五号的马伦伯爵，因为名片上印着这个名字和地址。追风马并不是一匹跑得很快的马，但它却走得很均匀而不停歇；三个半钟头以后，安德烈走完了到贡比涅的二十七哩路，四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公共驿车的终点。贡比涅有一家很豪华的旅馆，凡是曾经到过那儿的人大概都记得很清楚。安德烈从巴黎骑马出游的时候常常在那儿停留，当然记得钟瓶旅馆。他一转身，在路灯的光线，看见了那家旅馆的招牌，便掏出他身边所有的零钱，打发走了那个孩子，然后开始去敲门。他想得很仔细：现在还有三四个钟头的时间，最好是能有一次甜蜜的睡眠和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消除自己的疲劳。一个侍者出来开门。
“我的朋友，”安德烈说，“我在圣·波耳斯用了晚餐，希望搭一辆午夜经过的便车，结果象一个傻瓜似地迷了路，在森林里走了四个钟头。给我弄一间面朝院子的精致的小房间，给我送一只冻鸡和一瓶波尔多酒来。”
侍者毫不疑心，安德烈说话的神情从容自若，他的嘴里含着一支雪茄，双手插在套袋里，衣服高雅，下巴光滑，皮靴雪亮，他看来只是一个在外面呆得非常晚的人而已。当侍者为他收拾房间的时候，旅馆老板娘起来了，安德烈拿出他最可爱的微笑，问他是否能住在第三号房间，因为他上次来贡比涅也是住在那个房间里。不巧的是，第三号房间已有一个青年男客和他的妹妹住上了。安德烈很失望的样子，但旅馆老板娘向他保证，现在为他准备的那个第七号房间，里面布置与第三号房间一样，他就又高兴起来了，便一面在壁炉旁边烤暖他的脚，一面与老板娘闲聊尚蒂伊最近赛马的情况，一直等到侍者来告诉他们房间准备就绪。
安德烈称赞钟瓶旅馆那些向院子的房间漂亮，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钟瓶旅馆的门口象歌剧院一样，有三重门廊，两旁的廊柱上缠着一些素馨花和铁线莲，看上去是一个最美丽的进口。鸡非常新鲜，酒是陈年老酿，壁炉的火熊熊燃烧，安德烈惊奇地发觉他自己的胃口竟然象未遇意外事故时同样好。吃完后他就上床，而且立刻就进入了梦乡，这本来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的情形，即使他们在满心悔恨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本来认为安德烈应该感到悔恨，但他却不这样认为。
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计划：他在天亮以前醒来，很快地付清了账单，离开旅馆，进入森林，然后，借口要画画，他花钱受到一个农民的友好接待，给自己弄到一套伐木者的衣服，一把斧头，脱掉身上的狮子皮，打扮成伐木者的装束；然后，他用泥土涂满双手，用一把铅梳弄脏他的头发，用他的一个老同行传授他的方法把他的皮肤染成褐色，白天睡觉，晚上行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到有人的地方去买一块面包吃，在森林里穿来穿去，一直到达最近的边境。一旦越过了国界，安德烈便准备把他的钻石换成钱；加上他一直藏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十张钞票，他还可以有五万里弗左右，这样，他乐观地认为他的状况已并不十分悲惨了。而且，他认为腾格拉尔为了面子，一定会阻止那件丑事的张扬。这些理由，再加上疲倦，竟使安德烈睡得非常香甜。为了要早醒，他不曾关百叶窗，但他小心地闩好房门，并把那柄他永不离身的尖利的小刀放在桌子上。早晨七点钟左右，一缕温暖而又耀眼的阳光照到安德烈的脸上，唤醒了他。凡是条理清晰的头脑里，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和早晨醒来时的第一个念头总是相同的。安德烈还不曾睁开眼睛，他昨晚的念头便浮上他的脑海里来，并且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你睡得太久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窗口。一个宪兵正在院子里踱步。在一个良心上没有任何内疚的人，宪兵也是世界上最让人心理发怵的东西，那黄蓝白的三色制服，实在是非常值得惊惶的。
“那个宪兵为什么在那儿呢？”安德烈自言自语地说。但立刻，——读者们无疑地也会对他这样说——他又理智地对他自己说，“在一家旅馆里看见一个宪兵是不值得惊奇的。我不要吓慌，赶紧穿好衣服再说吧！”于是那青年人便很快地穿起衣服来；他在巴黎过豪华生活的那几个月中，他的仆人给他脱衣服也没有自己现在穿衣服这样快。“好！”安德烈一面穿衣服，一面说。“等到他离开，我就可以溜了。”安德烈现在已穿上皮靴、打好领结，他一面这样说，一面轻轻地走到窗口，第二次掀起麻纱窗帘。不但第一个宪兵依旧站在那儿，他现在发觉第二个穿黄蓝白三色制服的人站在楼梯脚下，——他下楼唯一的柴梯，——而第三个宪兵则骑着马，手里握着火枪，象一个哨兵似的站在大门口的街上，而钟瓶旅馆又只有这样一个出口。这第三个宪兵的出现肯定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他的前面有一群好奇的闲荡汉，紧紧地阻塞了旅馆的进口。“糟糕！他们找我！”这是安德烈的第一个念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焦急地向四面观望。他的房间，象这一层楼所有的房间一样，只有一扇通向走廊的门，从那道门出去是谁都看得见的。“我完啦！”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的确，一个象安德烈犯那样罪的人，一次被捕就是等于终生的监禁、审判和处死，——而且毫不被人同情或早晚被处死。他痉挛地把他的头在自己的双手里埋了一会儿，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吓得发疯；不久，从那混乱不清的脑子里和杂乱的思想里闪出了一线希望，他变白的嘴唇和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他向四面一看，在壁炉架上看见了他所搜索的目标；那是笔、墨水和纸。他勉强镇定下来，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蘸，在一张纸上写了下面这几行字：“我没有钱付账，但我并非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留下这只十倍于房钱饭钱的夹针作抵押品。我在天刚亮时就逃走了，因为这会使我很难堪。”
于是他从领结上除下别针，放在那张纸上。等这一切办完以后，他不让房门继续紧闭，走过去拔开门闩，甚至把门拉成半开半掩的样子，象是他已离开房间，忘记关门似的；他抹掉地板上的足迹，熟练地溜进壁炉烟囱，开始顺着空烟囱往上爬；烟囱是他逃走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