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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人的奴隶，而压迫人的奴隶比受压迫的奴隶更卑鄙……这两种人都拴在铁球上：一个是脖子上套着锁链，另一个是手里拿着锁链！”
但是，有人嚷道，政治改革就是改革社会结构的手段。我回答说，当人民正在进行革命时，当人民受到强烈的推动时，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仍是一桩十分碰运气的事情。何况当我们目前的改良主义者宣布所有制的特权是神圣不可侵犯之时，他们不是在大大修改这个微不足道的让步吗？怎么！你们承认人民有政治权利，但是却拒绝给他们日常需要的粮食和教育，你们通过贫困和愚昧给他们戴上脚镣手铐！可以说，这不就是象命令瘫痪的病人走路吗？请听一听爱尔维修约在一百年前就此问题所说的话吧：
“必须消灭那种保证少数人享乐而把一切重担都加在其他人肩上的特权。这种特权就是知识方面的特权；人人都有获取知识的权利，因而应该使所有的人就象得到食物和呼吸的空气一样，免费得到知识。
“然而，知识完全属于财富，而政权又完全依靠知识；政权把财富和知识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少数人只有在人民的社会组织面前才会放弃权力。
“只要这种丑恶而又十分荒谬的特权未被直接而有力地打开缺口，大多数人就寸步难行——除非人民一跃跳过把他们与幸福隔开的空间！”
现在是否需要举些例子呢？我在那么多例子面前简直难于选择。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的选举时期，发生了多少丑事啊！那里，在市内集会的场所，你会看到那作为主人的人民衣衫褴褛，快要饿死；有时又在你面前出现卑怯地向高傲的绅士伸手乞讨的公民，而那绅士从自己豪华的马车上傲慢地丢给他们几个先令。你会看到那高尚的英格兰，整个英格兰分成两个阵营——教唆堕落者和受腐化者：富人们到处都在出卖良心和本国的自由；穷人们到处都在进行那种可耻的交易①。但是谁能描绘出那些喧闹的狂欢、那些丑恶的排场、那些粗野的角逐、那些令人厌恶的纵乐，以及未来的议员本人在竞选讲坛上带头去干的所有那些下贱无耻和卑鄙龌龊的行为呢！当人们无耻地把投票箱变成出卖人的器皿时，还能要求人们对法令表示什么尊重吗？老实说，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奴隶地位这种古怪的结合中所隐藏的一切反常和欺骗的现象呢？我坚决地坚持这最后一句话中所包含的思想：这是主要的思想。
①有些人反驳说，如果实行了普选，贵族最终会破产。难道贵族掌握了政权后，不是有上千种办法一手给东西，而另一只手又把它取回吗？有人说，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托利党（保守党的前身。——译注）花费大量金钱进行贿选。现在，如果有谁认为这些钱似乎花得太多，那他就未免太天真了。——原注
设想在法国已颁布实行普选令，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披着雅各宾派的斗篷，换上布鲁图式的服装的阴谋家们，马上就成群结队地拥到集会场所。在那里，他们千百次地去握无产者的手，向无产者滥许最诱人的诺言。这些假仁假义的朋友中间是不是有许多人会当选呢？这是值得担心的事，因为：第一，几乎只有他们高踞显要的地位，只有他们有足够的金钱负担当代表的一切费用；第二，人民既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这一群人中间去寻找自己真正的朋友；第三，人民还处在直接依附于财富的地位，他们还受着饥饿的支配。
我们的政界的伪君子们到达巴黎之后，首先关心的是互相进行勾结，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可能其中少数人会在拯救社会的口实下，建议实行独裁的管理，而不提出任何组织原则。甚至可能在他们中间已有相当胆大妄为的人，竟幻想实行书报检查法和镇压法，来迫害社会进步的捍卫者。人民在这十年来所得到的这类教训有多少啊！现在，巴尔特、梅里鲁、巴乌、梯也尔、巴鲁、莫甘、列尔米尼都是些什么人呢？佩带斯巴达克式利剑、曾对个体占有发出慷慨激昂的咒骂的拉麦涅先生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头上带着选举的王冠和头盔、手中拿着宝剑的勒德律—罗兰，这位本应该佩戴着这些东西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波旁王宫的昙花一现的长裤汉①干了些什么事呢？是的，我们看到他走进议会；可是天哪！……（Quantùmmutatusabillo！）（他的变化多大啊）！他头盔的脸甲低垂着，几乎一膝着地，以此在国王面前表示抛弃他在讲坛上所作的自我吹嘘！！！
①sans－culotte：长裤汉（无套裤汉），即不穿贵族所穿的短裤者；这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贵族对广大革命群众带有卑视意味的称呼。
无产者们，各国人民谋求复兴的机会有时在一个世纪内只出现片刻！当这个时刻来到时，务请你们当心，不要因争吵和分裂而错过了它！你们从现在起就应想到，只有研究社会问题，你们才有可能利用这个时刻！……
请不要根据以上所述推论，认为在实行普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希望令人采纳我们的原则。我们是完全相信这些原则的潜能的。可是，当我们一方面看到有某些暗礁，另一方面又看到实在的、宁静的海岸时，我们为什么对于扬帆驶向这条美丽的海岸要犹豫不决呢①？
①《国民报》声称，共产主义在阻挠改革和革命。我有确凿的理由认为，《国民报》等报刊并不怎么关心选举改革。这家报纸有时还装腔作势地在自己的栏内刊上“政治主权”和“普选权”这类词句，这无非是雄辩家的预防措施，用作谩骂公有制度的引言而已。它希望能够诱使某些目光短浅的革命者放松对公有制度的研究。如果《国民报》不是在玩弄花招掩饰其破坏自由的阴谋，那么它为什么不去向思想宣战，而去作检查机关的非正式的帮凶，并且吹捧九月法案呢？为什么《国民报》自己不提出一个社会组织方案呢？因为《国民报》不会不知道，不断地向一切人和向每个人证明，存在着解决人类问题的可靠办法，存在着防止新的政治船舶沉没的安全港，这不但不会起什么麻痹和削弱作用，相反，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更能粉碎政治上的怀疑论和冷漠态度的锁链了。——原注
改良主义者——我同意，您的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批评比组织更容易。您刚才谈到纯粹的民主政体。设想一下子把全体人民都集中起来，岂不是荒谬绝伦吗？既然如此，如果某个失去理智的演说家建议给予妇女甚至儿童以选举权，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共产主义者——如果您知道我们的制度的全部能力，也许您就不会作这样的推断。共产主义的立法机关同我们当代的议会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那里根本看不到象现在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军人或有产者来侈谈高深的科学；看不到只晓得一点点煤矿名称的律师来谈论煤矿问题；也看不到商人一头栽进我们四万条法案和法令的难点中去。在未来的制度下，演说家对他所谈问题的一切方面将会十分内行；立法者将永远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行事。一切艺术、一切科学、一切工艺，都会不断有其代表者。无论是老年人、成年男子、妇女或青年，谁都不会被逐出法律的殿堂之外；恰恰相反，凡是愿意把自己的一得之见贡献于共同事业的个人都将受到欢迎。那时，政治的集会同时就是议会、研究所、科学院、学校，等等，等等；而且不必担心这种新的机构会产生任何杂乱和混乱现象；政治机构的全部职能只限于证实和公布一切成就和发现，同样，社会管理机关的职能则在于经常调节和进行所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公平而又充裕地把这些产品分给所有的人，或者是向一切具有善良意愿的人们发出号召他们参加共同劳动的兄弟般的邀请。
至于会议的地点和方式，我想现在可以不必考虑这件事。不论是召开民族代表会议还是全人类代表会议，我看不出它们会比召开公社会议更困难。不必象现在这样选择和派遣某些公民担负特殊使命；只要每年选定一个位于中心地点的公社，把民族代表会议设在那里，再选定另一个公社，把全人类代表会议设在那里就行了。不管居住在这些公社里的是什么公民，他们都总是能够出色地履行立法职责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请不要忘记，社会的组织将十分简化，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