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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说什么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民族比拥有艺术和科学的民族更平和、更博爱之类的话吧！历史作了相反的证明。科学和艺术给人民带来富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并且使他们的风俗更淳厚，由此各族人民间的战争便日趋减少，也没有那么野蛮。相反，两个既无工艺又无农业的民族不是时常遭受饥饿之苦吗？他们在这种饥饿中会有怎样的行动原则呢？没有哪一个多鱼的湖泊和多猎物的森林而不成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战争的因素的。当鱼和猎物缺乏时，谁都要保护自己占据的湖泊或森林，如同农民保护待收庄稼的田地一样。
野蛮人一天挨饿数次。因此，野蛮人的饥饿较之于文明人的多种多样的爱好和愿望，更成为积极的因素。不过，野蛮人的需要始终带有残酷色彩，因为野蛮人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来抑制这种需要。因此，按人数比例而言，北美的残酷行为和谋杀行为比整个欧洲还要多。
请不要从以上所述去推论，说我有点想成为半野蛮半文明时代（如果给予这样的名称更令人高兴的话）的维护者。科学和艺术还只处于一个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当代之所以充满苦难，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解体的和变革的时代。变革越要彻底进行，危机也就越严重；我们越是接近港口，暗礁也就越危险。迄今科学中始终存在着需要求解的未知数，社会大厦始终缺少牢靠的基石。只要这个未知数仍然存在，只要这块基石还未找到和奠定下来，不管是无知的人，还是一知半解的人，都将在邪路上打圈圈，野蛮行为将只是变换一个位置，采取新的形式而已。
实际上，人被森林中的食人生番吃掉，还是被金壁辉煌的客厅里的和自由竞争中的食人者吃掉，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不管奴役人们时所用的是宝剑还是战斧、刺刀还是马刀、饥荒还是垄断，人们反正都是奴隶！而在这方面，人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奴隶制比野蛮时代的奴隶制更为残酷。无产者比奴隶还更缺乏生活保障，比野蛮人更加担忧未来：他们所受到的有限的教育只能被他们用来估价自己的不幸，而较为活跃的想象力还要增加他们的痛苦。
我还要更进一层。我承认，正由于知识的进步，现代文明才得以运用这么一种可耻的艺术：这种艺术教会现代文明用黄金和鲜花把奴役关系掩饰起来，使其躲过人民的视线，从而把奴役锁链扣得更紧；它还教会现代文明给毒酒掺蜜，把匕首的锋尖隐藏起来并巧妙地进行截击。一句话，我承认，是科学和艺术教会我们粉饰和神化那些最可憎的邪恶和犯罪行为。①然而，是否因此就该废除科学和艺术呢？如果这样，那也该要求取缔医学了，因为某些医生有时误诊，非但没有治好病人，反而将病人害死；也该拔除一切植物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植物妨碍了我们，并且其中某些植物还含有毒液。
①其实，科学和艺术绝不是道德败坏的根源，而通常是道德败坏的反映。——原注
请废除私有制吧！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你们的一切恐惧都将烟消云散。许多反常的或人为的需要，许多挥霍无度或无益的行为，也都将随之立即消失，而这些东西是今天的不幸者饱受压抑和疲乏的原因。请废除私有制吧！那时你们将会很快看到，你们感到如此恐惧的这许许多多的嗜好和愿望将减少到正常的比例。那时，将再没有竞争、争吵和战争；科学和艺术将不是不公平和堕落行为的帮凶，而是获得持久的幸福、真正而完善的文明的又一种手段。
因此，我们从上述一切便得出一个类似我们在欲念问题上所作出的结论：我们应当承认，科学和艺术的真正性质，就在于它们是生产的一种因素，是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一种动力，而这种极其重要的、强有力的性质，可以导致不幸，也可以为共同的幸福服务，这是以社会制度的意愿为转移的。
反对意见——卢梭说：“风俗和自由从来不与艺术和科学的繁荣联系在一起。”
答复——这种论断是根本不正确的。克里特人就在米诺斯向他们提供十分英明的法典的同时，发展艺术和科学。而米诺斯由于这部英明的法典，在几个世纪期间受到人们的敬仰，并被人们视为神人。
愚昧无知造成法典的不完善。而法典的不完善又使人民养成恶习。知识则起相反的作用。因此，人们从不把莱喀古士置于伤风败俗者之列。这位哲人曾历尽千辛万苦去收集荷马的著作，并且跑遍许多地方，从同哲学家们的交谈中汲取有效改革本国法律所必需的知识。
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巴达人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最自由的人，同时他们又都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在斯巴达，人们锻造优质的头盔、胸甲和刀剑。那里的建筑艺术具有朴素、雅致而又雄伟的风格。住宅内的陈设十分讲究，家具非常适用、整洁而坚固。斯巴达人还制作酒杯和雕琢精细的花瓶。他们在雕刻方面也并非外行。他们的音乐雄壮而和谐。他们的服装是完全符合体操规则和卫生规则的。最后，正如普卢塔克所说的，尽管在斯巴达看不到那种炫目的奢华和那些被波斯人作为一种享乐的无聊的摆设，然而那里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享受到必需的、实用的和舒适的东西。我要补充的是，具备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就必然要以拥有许多其他知识为前提。
雅典和斯巴达曾是希腊最有教养、最杰出的两个民族。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怎么竟敢把拥有敏锐而明智的思想的共和主义者看作是粗暴的、未开化的人，看作是科学和艺术的敌人呢？这些共和主义者具备罕见的才能，从而使自己长时期不受邻居的虚假知识和亚洲文明的浮华所迷惑。正如人们断言的那样，莱喀古士从其共和国驱逐出去的，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学者，而只是江湖骗子和诡辩家。这位英明的立法者无疑想到，社会科学在当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念和力量，因而听任自己的同胞受一些人的放荡行为和另一些人的胡言乱语的影响并非慎重之举。有谁敢把这一点视为他的罪过呢？在我们未来的社会中，这一切预防都将是多余的：社会科学成为示范性科学之后，如果还可能存在什么异常现象的话，它就会成为抵抗一切攻击和恶习的铁壁铜墙。
好吧，就让人们把斯巴达人视为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吧；然而，在十分善于运用如此庄严、准确、简明、高尚、鲜明而豪迈的古希腊语言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一类人物面前，是否有人敢于支持这种谎言呢？在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仍然宣称从来没有哪一种习语达到更完善程度的大批文学家和著名学者面前，是否有人敢于这样做呢？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斯巴达人留下的书面文献很少。但是，在军营中或在公共广场中过活的人远不象我们那样感到需要通过书本来交流思想，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吗？正如古罗马人一样，斯巴达人爱作漂亮事，而不爱说漂亮话。
这就从根本上把卢梭的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彻底驳倒了。至于人们所说的那一切恶习往往与科学和艺术同时并存，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既然我已证实，道德败坏和奴役关系是财产不平等和知识垄断的必然结果，那么，与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毫无关系的科学和艺术就不可能被视为罪恶之源，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恰恰相反，科学和艺术所起的作用，非但不会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祸害，而常常是不顾这两种祸害的存在、甚至是从它们的极端中产生出来，正是为战胜和消灭这两种祸害而产生的，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十分合理的吗？
至于我，我不仅不攻击科学和艺术，而且还要不断地重复说：只有在科学和艺术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切实的救治之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