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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与抗清队伍的联系。
1661年冬，吴三桂带兵进入缅甸，俘永历帝父子，南明彻底灭亡。在云南边境艰苦转战的李定国次年病死军中。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病故。其子郑经，在清兵扫荡下，被迫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不久，鲁王病死在金门。
“国仇家难转相仍”，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张煌言深深感到复国事业的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至死不屈的决心。如今只有张煌言一支孤军屹立在临门。
在艰难危急的处境面前，有人建议退往台湾，依附郑经。张煌言认为，与其“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坚持不肯撤退。张煌言和鲁王都有曾经为郑氏所制的切身体会，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张煌言和旧日部将阮春雷合军，集战舰百余艘，准备攻取福宁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卖，未能如愿。而清廷又纠集数倍于张的兵力前来偷袭。众寡不敌，这支抗清队伍伤亡惨重，只好退驻舟山岛。由于清廷强迫舟山岛居民全部撤离，再加上对沿海的封锁，使张煌言面临绝粮断炊的新困难。
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煌言招降，而张煌言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煌言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煌言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更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足以证明张煌言已经看到了满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自从在鲁王病死后，张煌言已经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尽管还有不少明朝遗民在四处奔走，郑氏还雄居台湾，但人心思定，大势已去；天下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自己要以身殉国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国。这个时候的张煌言是相当沮丧的，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隐居到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张煌言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后仍然没有像其他士绅那样去台湾的原因。
但满清并不十分了解张煌言的心思，他的销声匿迹在敌人眼中看来是在酝酿更大的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极度不安，他们要竭力拔除这一颗“眼中钉”。满清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张煌言的旧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脚僧，在舟山探寻张煌言的踪迹。
一天，张煌言手下的几个士兵驾船去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他抽刀威胁众人供出张煌言的住址。几个士兵宁死不讲，被徐元一一杀死。最后剩下的一个船夫，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悬岙岛的处所。
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张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张煌言从睡梦中惊醒，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张煌言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
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样的平和、坚毅，给聚集在大路两旁围观的百姓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张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
十几天后，张煌言被押往杭州，宁波人民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竟有数千人之多。一出城门，张煌言下了轿子，向故国、家乡揖手告别，向送行的人们拱手致意。围观的人们都泣不成声。
在钱塘江畔，张煌言写下了“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他早已经明白复明无望，对满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依旧不失气节，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大夫们最可贵的舍身成仁的精神。这精神不因失败的结局而减色，它将永远光照千秋！
到了杭州，浙江总督赵廷臣再一次劝张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张煌言拒绝。在狱中，张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兮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队骑兵押解张煌言来到弼教坊。他昂首遥望凤凰山一带，叹道：“好山色！”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我今适五九（按：指四十五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一直被羁管在杭州，已经在三天前被害。
与张煌言同死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见者无不落泪。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当时张煌言已经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夏燮认为：张煌言一死，而明运也随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张煌言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宁波同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和尚超直于是葬张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张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百姓们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
张煌言在众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曾经受教于陈子龙。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但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岛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张煌言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由于张煌言的诗文在清一代被严厉禁止，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张煌言死后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样反抗清廷统治的革命党人秋瑾被满清政府杀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秋瑾的遗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附近就是岳飞和于谦祠，埋在西冷桥畔的还有著名的“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苏小小。不久，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将秋瑾的遗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亚子写有《吊鉴湖秋女士》：“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