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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过后，北京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渐渐恢复了寂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新的占领者。那些曾与大顺合作过的人“有悔心失图，无可奈何，而静待吴镇处分者”。
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没有人想到除吴三桂外还会有别人来占领这座城市，甚至当人们听说有一支“大军”由东而来，而且有人说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之时，人们仍没有料到会是由清军来占领此城。
四月三十日晚上，士绅官吏为迎接将要来到的救星而绞尽脑汁地寻找合适的礼服。他们认为，他们将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
第二天一早，五月初一，士绅官吏耆老出城数十里迎接，昂然而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官吏大为震惊，偷偷溜走，百姓惶惑无措。少数官僚则迅速默认现实，将错就错地将多尔衮迎入。
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因北京皇宫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纵火烧毁，所以多尔衮将摄政王府设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们大清军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
多尔衮一边继续派遣各路军队出京追击李自成，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人心，稳定局势。
可笑的是少数迎接多尔衮的前明官僚极其闭塞，竟然不知道多尔衮的身份，为了拍马屁，跟当初李自成来北京的时候一样，第二天就集体上表劝进，意思是劝摄政王多尔衮登基做皇帝。范文程笑道：“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清·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这些人闹了个大红脸，这才惭愧而退。
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但满清占领北京后，还是有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出逃南下。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强调了李自成毁坏京师和弑君的罪行，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允许明朝旧臣为吊死于景山的崇祯皇帝发丧哀悼。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多尔衮还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清军进京后的几天，就派几位官员在承天门登记所有明朝官员的姓名。并按名单邀请他们复任原职：“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注：明末党争极其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自然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经被迫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陈名夏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即巡抚）任用。
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其实这个时候满清在军事上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很快自我溃败而已。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