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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蔚
序 1644年风云际会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是大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本书主要是讲述1644年前后，不同政权下的人们跟1644年大事变的关联。他们有的人直接导致了1644年的风云突变，比如李自成、吴三桂；他们有的人并没有等到这一天，而他们自身的命运却与1644年紧紧相连，例如袁崇焕；而1644年的政权交替后，有更多并没有改变历史的汉人却被无奈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中，他们跟那些改变历史的人一样，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要么顺应历史潮流降清，要么反抗命运从事反清复明，要么向命运妥协归隐于山林，从而导致了远比1644年更为复杂的局面。
所以，明末社会大动荡中，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历史洪流，所表演的角色各各不同。但所有的这些人，无不是以悲剧收场。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到明代则发挥到了极至，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有投降满清的明朝重臣吴三桂、洪承畴，有南明的弘光皇帝、左良玉、史可法，有复社的巨子陈子龙、侯方域等，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不是居庙堂之高的柳如是、李香君等秦淮名妓，也通通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并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的环境如此，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大环境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都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虽然是悲剧，却没有多少可以责怪和非议的。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或多或少地改写了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
同样在1644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荒原中与王军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英国内战的转折点。英国内战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的一次大搏斗。通过战争，专制王权被推翻，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确立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马斯顿战役由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1649年1月30日，崇祯皇帝自缢后不到五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被处死刑，2月国会通过决议废除上院和王权，5月成立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乘借内战胜利的东风发展到了顶点。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新的封建强权取代旧的封建强权。1644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也自此开始。
距1644年三百年后，公元1944年，此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远远领先于中国。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1944年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革命”的本意是变革天命，见《周易·第四十九卦·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以《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腐。
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地了解过去。1644年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除了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外，还有更多的扼腕叹息。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
在这部书里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常人。在1644年前后，有太多人在各种位置、为各种利益，发展成错综复杂却稳定的规则。在这太多人彼此牵制的棋局中，于是每个人遂都成了“被命运所决定，而又只有极微力量去改变的人”（法国史家布劳岱所语）。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而在于主角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大环境。其实在这本书中，背景才是主角。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受过史学训练，我是学工科出身，充其量也只是个历史和文学的爱好者。我在历史上下功夫，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但真正开始写作，却是从历史小说开始。我将自己的这本书定位于介于正史和历史小说之间的小品文。历史只注意记录现实如何，历史小说则多数有许多虚构的东西。《三国演义》就是最典型的历史小说，虽然被评为“考诸国史、留心损益”，但其实在不少地方都改写了史实。而我的小品文绝不会偏离正史的现实，但却会在顾及现代读者读书习惯的基础上，去做一些环境和心理的再现，以展现出历史真实的丰富性；但这些再现一定是在符合历史逻辑的情况下。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是分篇论述，以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为主线，但从整体来说，本书从时间上是连贯的，因为内容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因而在一些地方会有交叉，也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
楔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明朝，坐大沈阳的清朝，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已经连续烂了六七十年；
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几十年；
虽然农民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
纷纷扰扰中，纠缠不清。
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继续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甲申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第九》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