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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
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
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
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
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
尽快摆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
进，去与风浪搏击。
再度访美
我们没有安全地位。特别是在我们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
和自由乃是必须用生命换取的财宝，并且必须谨慎地、细心地加
以保护。
——《阿登纳回忆录）（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阿登纳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对苏联事态入迷似的关注深
感忧虑。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学说，并对斯大林的统
治加似批判，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触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而且到目前为
止，苏联也并没有就斯大林对西方的政策加以谴责，当然更谈不上要给东欧
和德国人民自由了。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不过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比较灵
活的方法而已，谈不上立场的根本转变，也绝不是什么人们鼓吹的”东方新
纪元的曙光”。阿登纳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的结果仅仅是赫鲁晓夫权势和
影响的极大增长，苏联追求统治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两
样。
1956 年3 月19 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伦敦开始了裁军谈
判。美国人并没有附议3 月12 日摩勒和艾登公布的联合建议，而是通过代表
哈罗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项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也拿出一
个详尽方案提交讨论。裁军会议的进行令阿登纳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裁军谈
判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德国带来危险。
阿登纳很清楚，如果伦敦谈判能够达成裁军协议，那么作为军事战略防
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失去原有作用。尽管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它绝不会再发展，北约的政治作用也将逐渐下降，这样，人们对联邦
德国为加强北约组织实力所作努力的关注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减小，人们也
必然会把裁军协议的结果强加在联邦德国的头上，最后人们就会自然地、合
乎逻辑地考虑使德国中立化，或者最多是有武装的中立化。这种结果等于是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彻底投降。即使像有些人所说，裁军可以开创一个保障
和平的新纪元，这对联邦德国来说也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会彻底牺牲德国，
因为它是以德国两部分分裂合法固定为代价。
另一方面，即使不达成栽军协议，而把已经开始的谈判在现行的基础上
继续下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西方显得似乎迫不急待，苏联掌握着使谈
判拖延下去的主动权，它就会利用这种可能性，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每个建
议都足以继续扩大西方三个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苏联会以抛弃了斯
大林主义作为宣传口号，将自己打扮成民主的、能够进行合作的集团。这样、
要使西方重新回到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始终坚持的、符合共同想法的原始立
场上去，就必然越来越困难。德国问题将会在世界舆论中失去它的重要性。
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会使西方对德国重新统一变得再也不感兴趣。
阿登纳怀着如此忧虑的心情关注着伦敦裁军谈判的进展。
和日内瓦会议一样，东西方伦敦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
东西方关系更进了一步。4 月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应艾登之邀访问了伦
敦；5 月中，苏联人又把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请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向英
国人和法国人都作了表示，苏联认为德国应该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德国的
分裂也应该持久下去。居伊·摩勒后来向阿登纳谈起了他同赫鲁晓夫会谈的
情况。他说，赫鲁晓夫很直率地向他表示，他宁可手中有一千八百万德国人，
也不愿看到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即使这个德国是中立的。
阿登纳的忧虑进一步加深。日内瓦会议后，他曾经私下设想通过联邦德
国与俄国人之间直接谈判解决德国问题的可行性，但是赫鲁晓夫对摩勒的讲
话却证明，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放弃苏占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相信
苏联会允许联邦德国通过苏德谈判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无疑就已十分荒谬
了。
阿登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想通过他的朋友杜勒斯在美国起
作用。杜勒斯却只重复了他过去说的一句话，在欧洲，美国只推行美国的政
策。这说明美国人的态度也在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已经出现了主张外交政
策方针改弦易辙的征兆。
1956 年5 月，阿登纳间接得到一份美国外交备忘录，它的起草者是曾经
在参与杜鲁门“遏制”政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乔治·凯南。凯南在美国政
界有相当的影响，这份备忘录据报道曾在美国最高层领导集团内部进行过认
真讨论。它的内容却使阿登纳感到极其不安。在备忘录中，凯南一改遏制立
场，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和立场事实上已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转变”。
凯南说，过去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侵略西方，而今俄
国却发生了“方针性转变”，“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对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
作出了贡献”，它“意味着在一切斗争运动中迟早总会发生的解冻过程的开
始。这种发展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我们这些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对
苏联问题也不认为完全是绝望的——来说，是希望的源泉。这一方针性转变
指出了通向揭开铁幕——而且要足足揭开一大块——的道路，而且也指出了
俄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与我们之间重建较为正常和较有希望的关系的
道路。这里开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途径。。”
凯南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应抓住东方出现的机会。德国的中立是
可取的，应尽快使德国重新统一和中立化，这样就将在中欧起到“搞钝欧洲
军事两极的锋利刀口”的作用，并在最后能使东西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得以缓
和。
凯南的建议得到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久也
发表了类似的主张。文森豪威尔对来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说，美国是一
个年轻的国家，它曾保持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中立。中立地位并不意味
着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凯南的备忘录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评价中立地位的讲
话都使阿登纳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为此阿登纳迫切感到有必要赶快到美
国，去与美国政府方面就形势广泛地交换一次意见。
正在这时候，阿登纳接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给他发来的一份通知，邀
请他于6 月初赴美，授与他法学系名誉博士学位。阿登纳又一次意识到一顶
博士帽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这无疑给了他一次能尽可能多地同美国政界
与舆论界人士直接谈话、陈述观点的机会。阿登纳欣然接受，并把访问期定
在了6 月8 日至15 日。
当然，单是说服美国人重新重视自己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并警惕苏联人
玩的狡猾的诡计，这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舆论显示出1956 年春苏联发动的
“和平攻势”已在美国起了作用。阿登纳此行是要重新唤起美国对西方、对
德国具有的信念。他想告诉美国人，俄国人的“和平攻势”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西方阵营自己的不团结也助长了俄国人的气焰。世界外交形势好
比是一架天平，从天平一端的盘里拿掉一些，那么另一端即使不再加码，也
会变重。此番美国之行以加强西方团结为第一目的。
6 月8 日，阿登纳起程飞美。到纽约后他首先去看望了老朋友丹尼·海
涅曼。第二天，阿登纳便十分高兴地从报纸上得知，他的朋友杜勒斯当天在
衣阿华州州立大学演说时采取了与艾森豪威尔讲话相反的立场，把中立化原
则称为一种过时了的观点。杜勒斯说只有建立军事联盟基础上的集体安全体
系，才能保护自由世界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这一点阿登纳大加赞同。
对阿登纳的来访真正感到欣慰的也正是杜勒斯。近几周以来，由于杜勒
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形势看法出现分歧，他受到了美国公众的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