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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感到自己可能被一次新危机所摆布的话，它是不愿意给波拿巴制造困
难，从而促使这场危机早日爆发的。遭受痛苦的只是平民各阶级。共和八年
收获之后，在巴黎，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价格上涨到十三苏。到了1801 年，
所有的食品都涨了价，因而也减弱了吕内维尔和约所带来的快乐情绪。共和
十一年的收成相当可怜，甚至在大面积耕作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那年冬
季，在巴黎，面包上涨到十八苏，在小城镇和乡间，每磅面包涨到七苏——
和英国的面包价格相同。不再能出口粮食的布列塔尼的面包没有涨价，这是
唯一的例外。
为了应付危机，波拿巴转而采取了旧制度曾用过的办法。警察厅长又重
新把面包商组织成行会共同负责，而且强迫他们建立储备谷仓。这一措施的
结果使许多小面包铺破产消失了。1801 年11 月17 日，政府授命夏普塔尔从
国外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短缺钱财，因此就又一次要求助于银行家：五名
银行家负责每月要弄到五万公担粮食，结果还是不够。共和十年花月，波拿
巴起用了曾遭贬黜的乌弗拉尔。结果保证了巴黎的供应，面包价格保持在十
八苏。这样做就得需要供应一百多万公担粮食，要化费二千二百多万法郎；
由于粮食按低价卖出，使国家亏损一千五百五十万法郎。首都以外的地方又
出现司空见惯的现象：乞丐成群结队，农民受到煽动，纵火案四起，市场经
常发生骚乱。虽然面包比1789 年还要贵些，但是这次动乱没有造成威胁性
的形势，这是由于没有同时发生政治的和社会的骚动，同时也由于刚刚实行
了加强镇压措施：共和九年雨月18 日法律已产生效果。不管怎样，民众的
骚动只能会促使有产者更加依附于波拿巴：他变成了社会的捍卫者。危机在
共和十年的夏季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波拿巴准备改任终身执政的时刻，这场
危机大大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教务专约
然而，为了使社会秩序完全恢复，关键问题始终是要在国内解除反革命
的武装，波拿巴很久以来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罗马天主教会和解。
那些顽抗派教士仍然是难对付的。执政们的一个特派专员从伊尔…维兰郡的
雷东写道：“不能指望与拒绝宣誓的教士和解。”假如宗教和国家一直保持
分离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罗马天主教徒们是不会承认国家与宗
教分离或信仰自由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接受宗教容忍，交换条件是要给他们
一种特权地位；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同意解除武装，起码暂时会
如此。于是，波拿巴决定做到这一点。共和八年热月30 日（1800 年8 月17
日）波拿巴在罗德雷面前斥责有些人“认为，只要神甫保持沉默，就应把他
们扔在一边，不去搭理他们，如果他们捣乱，就把他们逮捕起来。这就好象
是说：“有些人在你的房屋周围举着火把，你别管他们，假如他们放火，就
逮捕他们’。”那么该怎么办呢？“用照顾他们的利益的办法，把他们的首
领争取过来”，而首要的是选择好这些为首的人。波拿巴稍后对蒂博多说，
“由英国收买的五十个亡命的主教现在管理着法国的僧侣。必须消除他们的
影响；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罗马教皇的权威。”这就是要签订教务专约
的基本理由。
象路易十四曾经想要做的那样，要请求罗马教皇免去法国一些主教的职
务，就等于是给法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即教会的“高卢主义”①一个致命
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
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出反对的话，“你永远无法使他们真心诚
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
人一样，他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侣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务专约带
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并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来因地区，虽然并
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侣是否效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
些地区从来没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
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好先争取僧侣。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
拥护法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并且
对教会的分裂深感遗憾。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1789 年的原则实现
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感激？哪个购买教会产
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革命的资产
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对他们的影响。1801 年
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蒙莫
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内克②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
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
都自愿赞助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
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并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风尚。自
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行小说；觉察到这种
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一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
务专约签订的1802 年复活节感恩颂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值来证明
天主教的真理。象丰塔内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
为，恢复宗教有其社会意义：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既然波拿巴正
是要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过，①
以后又对莫莱重复过：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
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
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
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
同。”
除此以外，丰塔内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处。1801
年4 月18 日，他写给吕西安的信中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
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
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争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却也不
容易。1800 年6 月25 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
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
温文尔雅，并且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
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皇做出了牺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
他也还要冒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 年8 月，那些不赞成同
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是庇护六世
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慎地不动声色。另一方面，要拒
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
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罗马来，庇护
七世既不信任占领着他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
奥国人。其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
僧侣，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要求恢复罗
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着指示被派往巴黎。
11 月6 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
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
大主教和被提拔为红衣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没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
纳的坚持，贝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
会，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波拿巴也缺乏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