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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费了很大周折，才取得英国人的同意，每周两次回科隆探望妻子。英
国人对探望的时间和路线均作了精确规定。古丝的病一直未能好转。1948 年
她不幸去世，未能分享阿登纳出任联邦总理的荣誉。阿登纳对没有照料好古
丝一直深感遗憾，以后终生未再续弦。
当然，已经历经过纳粹时期磨砺的阿登纳不会就此甘于赋闲。他一边在
勒恩多夫养花，一边随时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变化与发展。“赋闲”使他有足
够的时间来关注新闻媒介，阅读各种报纸评论，收听各方广播新闻，然后仔
细思考与评析。当时瑞士驻德国代表、总领事冯·魏斯是阿登纳的好友，促
膝密谈的常客，他经常来向阿登纳通报盟国的最新消息，一起讨论局势的发
展。不管怎么说，英国人的驱逐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似乎并没有给阿登纳造成
多大的影响，或许科隆之所失恰是德国之所得。阿登纳此时得以将视线从科
隆一城扩大到全德范围，关注整个国家命运的沉浮，筹划着在基督教伦理道
德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党，由它来领导德国。
有一天，勒恩多夫来了一位英国客人。此人战前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阿
登纳的旧交。当时他正在英国占领当局宾德将军的司令部工作，军衔是上校。
他想从阿登纳那儿了解些德国的政治状况，并想听取后者的意见。阿登纳幽
默自嘲地告诉他，他不能和他在家里谈政治，但却可以同他一起驱车前往五
公里以外的法占区讨论政治问题。这位朋友开始时感到莫名其妙，他不知道
阿登纳已遭当局驱逐，但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因为勒恩多夫属科隆行
政区，在英国占区管辖范围内。他回去后把此事报告了宾德。过了两天，这
位朋友的转陈起了作用。阿登纳接到一纸通知，告知他政治活动的禁令只限
于在科隆行政区内。看来英国人也许只是不想让他做科隆市长。12 月份，阿
登纳甚至接到英国方面的邀请，让他出席在巴特格德斯贝格举行的一次基督
教民主联盟的重要大会。英国人给自己也留了些面子。
阿登纳政治活动的禁令被解除了。但在他被禁止活动的两个月里，形势
发展得很快，各地的政治活动已经兴起，阿登纳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运动的
洪流之中。等待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代表他政治理想的以基督
教民主为宗旨的政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
。。我们并不想绝望。我们要进行工作。我们前面是
一条艰辛而坎坷不平的道路。我们只看到这条道路口上堆
起的一片废墟，我们看不到它通向何处。我们要走这条
路，我们要以我们尚存的全部力量来走这条路。我们要用
无比坚强的耐心，对于我们人民和城市的无限热爱来走这
条路。。
——阿登纳在科隆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在被纳粹驱逐的漫长日子里，在翁克尔的修道院，在布劳魏勒的盖世太
保监狱，在勒恩多夫的自己家中，阿登纳苦心思索德国的前途和出路。他曾
清楚地看到德国屈服于无神论独裁统治而招致的灾难，因而强烈期望在战争
结束之后，能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基础，重建德
国的政治生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能重新教育和引导德国人，
“使他们从把国家搞成偶像、供奉在祭坛上，把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当成这个
偶像牺牲品的错误观念中走出，确立起人、人的尊严和自由高于一切，也高
于国家权力的原则”；也希望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包括了社会各阶
层的、以基督教原则为该心的政党，为德国人确立出一个新的政治目标，开
始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1945 年春天，在纳粹帝国走向崩溃之际，一些在1933 年被取缔的政党
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国也在着手建立战后德国政治生
活的原则。在8 月初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公布了战败德国政治生活的基本
原则、其中第2 条第9 款规定，允许在整个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党，准予并
鼓励各政党召集会议和进行公开讨论。苏占区在6 月10 日，美占区在8 月
13 日、英占区在9 月15 日、法占区在12 月，分别发布公告，允许了占领区
内的政党活动。
在此之前，前中央党人士建立的基督教组织的活动已经在全德许多地区
恢复，在柏林、科隆—杜塞尔多夫、汉堡地区以及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颇有
影响的基督教党小组。科隆地区的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前中央党人士莱
奥·施威林几次前来邀请德高望重的老市长阿登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政局
未明，阿登纳婉言谢绝。这是阿登纳战前和战后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即在
形势尚未明朗、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绝不轻举妄动。阿登纳在等待盟国
解除政党活动的禁令，同时也想弄清盟国允许的政党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
8 月初，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阿登纳感觉到时机已到。8 月31 日，杜
塞尔多夫地区两名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卡尔·阿诺尔德和瓦尔特·亨泽尔
对阿登纳再作邀请，阿登纳毫不迟疑地答应出山，因为盟国政党活动的禁令
已被解除，可以一展身手。他开始筹建基督教政党。
随着禁令的解除，其它政党的活动也复苏。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先行动起来。作为他们传统支柱的工会，几乎是在
希特勒帝国刚一崩溃就马上被准许恢复活动，而当时其它政党则无此优遇。
社民党公认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精明强干，在战前坚定反对纳粹， 1933
年7 月，被纳粹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他在纳粹集中营里落下满身残疾，
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脚。这些经历使他为盟国所敬重，为他在战后政治舞
台的活动奠立了基础。舒马赫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坚强、百折不回的人，出狱
后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重建工作，任何人都为他的斗志折服而
肃然起敬。
共产党也同样很快恢复了组织，该党的领导人在纳粹时期也曾遭到严重
迫害。靠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快在全德展开活动，美英占领当局最初为了维
持盟国合作，也支持了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德。
此外，在德国西南部以及黑森等地区，一些自由思想者及老民族自由党
人也在聚集起来，准备筹建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在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
政治派别在活动，使得在战后初期德国出现了一派活跃的政治气氛，各党各
派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主张。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基督教活动小组也以蓬勃之势向全德发展。这些
小组在四个占领区内分别组织了起来，彼此间形成了某种联系。随着形势的
发展，各地基督教活动小组要求统一组织，由于许多前中央党人是小组的领
导核心，若要形成一个团结紧密的政党，前中央党内的各种分歧，也将不可
避免地被带入党组织中。于是，各地基督教党小组陷入不停的争论。争论的
焦点即在于：是继续保留中央党的宗旨、纲领和组织原则，还是放弃中央党
的主张，重新以共同遵循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基
督教政党。
中央党是在19 世纪建立起来的，建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抗普鲁士国家
对教会的压制。普鲁士是奉行新教的国家，而中央党则是信奉天主教的教会
少数派。党人大多处于社会上层，尽管它力图奉行社会平衡政策，企图把企
业主、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教义的分歧使中央党把新教徒
拒之门外。在进入20 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以后，中央党内部为了是否接纳
新教徒的问题几经激烈争论，党陷于政治上的分裂。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组建一个新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使这个党变
得真正强有力并发挥自己的影响作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阿登纳坚
决主张同中央党在政治上决裂，建立起全新政党，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与旧中
央党内部的分歧一刀两断，扩大基督教的党的社会基础，也便于树立一个全
新的形象，在新形势、新基础、新观念上，提出新的政治主张。这种认识为
基督教政治组织内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所响应。
阿登纳希望新基督教党的大门向所有基督徒敞开。在阿登纳看来，基督
教的伦理道德原则应当是这个新党的核心宗旨。早在1922 年他担任慕尼黑天
主教大会主席时就主张“我们应尽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