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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成效,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无疑是自欺欺人,于事无补,甚至会引起反作用,
带来恶劣的影响。
而且,苏联还“拉拢”或“欺骗”(纪德语)一些西方文人为其宣传和服务。
在本雅明眼中,“这个国家就剩这么一着了;花钱使人变色,他相信那些来访的泛
着微红光的政客(在左翼反对派或盲目的乐观主义旗帜下)会全然变红。”在纪德
看来,“整个旅途中,确切地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维埃作家协会邀
来的客人。”“我从头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
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
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等的欢迎仪式!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
庆贺。”这种礼遇曾使作家受宠若惊,但并没有泯灭纪德的良心,因此,当纪德满
是批评意味的日记出版后,苏联领导人、政客和文艺界人士自然大为恼火了。
在纪德的视野里,那里,“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除去与那不大令人
留恋的过去时代相比较之外)。“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
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
这个地步,惟有细心隔绝同外界切断交通的这个方法。”同时他也不无讽刺地评价
到:“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是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
以为比法国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本雅明提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
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梅霍尔德在《欧洲是我们的》(这部剧)里用了一幅地
图——在这幅地图上,西方是俄罗斯所属小半岛构成的复杂体系。这幅地图跟列宁
像一样几成新俄罗斯偶像崇拜的核心。”
苏联的成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成功实现。在苏维埃政权
建立之初,列宁就曾宣布:“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
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
年代,随着最高权力逐渐向总书记斯大林手中转移时,苏联国内政治气氛就变得异
常紧张起来。纪德认真地也不无担忧地思考着:“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
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
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
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
觉得的。”“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
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
谈话一般。”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纪德语)即开始,致使人们非
常地逆来顺受,这种顺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个偶然的事情,给罗兰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苏联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奉命为罗兰检查身体,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整个
身子软弱无力,检查完成后,医生心有余悸地对罗兰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
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罗兰听后,顿时噤若寒蝉。此话道破
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听从报纸,进一步确切
地说是高层领导人的说辞,而完全没有自由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客观事实的权利。纪德则感叹到:“游历过一次苏联,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
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使3 位作家不甚理解的是: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
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
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
只关心:这个或那个是否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
讨论的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路线”。纪德在列宁
格勒准备了一篇小演说,打算在一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但经过审查后,人们立刻
就暗示他:这篇稿不是在“路线”之内的,而他准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这在
后来的确应验了。本雅明也是如此,他为苏联的百科大辞典写的歌德辞条同样因为
不在路线之内,而被退回。
斯大林时代的这种对民主和自由的压制造成了极其不好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人
们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紧张畏惧的气氛中,之间缺乏信任,互相监视,从而出现
“两面人现象”。
曾经写信给纪德的戴尼叶先生的一段话描述“两面人现象”最为贴切,即“我
们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
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
有两种性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
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不信任呢?据纪德分析:在苏联,要揭发某人隐私的时候,是找这人最亲密的朋友
来做,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若是拒绝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
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信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儿也包括在内。“每个
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就这样,“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方
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的。侦探告密,
成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
20年代,为新政权生存而努力的苏联居民的日常供应是相当匮乏的。国营商店
的布置十分简陋,本雅明是这样形容一个20年代的商店:“墙上挂着纸板画鼓励农
民和工人联合起来。”“铁锤、镰刀、齿轮和各种工具被荒唐地弄在俄面的纸板上。”
“柜台前挤满了人。没有人的商店倒是卖衣料,但是得售票或者——付现金——价
格高得吓人。”30年代的商店亦是如此,店内“一切都是丑陋的”(纪德语),虽
然一再地努力提高品质,但终究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有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排着长
队,大约二百人至三百人,在商店开门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门前,很安静,这是因为
当天有四百件或五百件椅垫要到,而当时购买的人都达到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
不到晚上,就有可能销售一空洞此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不仅用的方面缺乏,
而且粮食方面也是一样。不仅品质低劣,而且数量也很缺乏。物质的如此缺乏必然
带来人们对物质要求的降低,因为选择的余地非常地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
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与不
拿的问题。”
苏联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宅危机。“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
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其中一切都是不堪人目的”。这是
另一位曾访问苏联并著有《我在苏联探求真理卜书的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在巴库附
近参观石油工厂的宿舍时发出的感慨,而向导则让他把这些看作是帝制时代一种残
留物,但这种解释是无法让观者信服的。罗兰的妻子玛莎的娘家也同样紧张,一大
家子人要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那是老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灰泥已经脱落,走廊
狭窄而弯曲。”本雅明也隐约地提到了住房的紧张,他写到:“此地住房的稀缺产
生如下效应,与其他城市不同,在这里,街道两旁的房屋无论大小,晚上窗户都是
亮着灯的。”而纪德更是认为住房问题前景堪忧。“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
下。”
四、造神与信神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3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作家们在动身
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
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