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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风暴之迷-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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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仿惶不安,惟独政府无忧无虑地坐在火山上打吨儿”。自由派贵族人物卡维
林也称农奴制“使整个国家陷于不正常状态,并使国民经济中产生危害国家机体的
人为现象……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以后就会将整个国家毁灭。”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56年也表示:“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
情绪,并因而发生许多不服从地方管制的事情。本人深信,迟早我们会解决这种状
况。我想,诸位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沙皇政府终于在1861年2 月19日颁布了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开始了
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在俄国社会面临历史选择的时候,为何走上改革而非革命的道路?以往有的学
者认为“1861年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在1861年前后
的确出现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入士也为革命的
到来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然而,事实上,当时俄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非常弱
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存在另一条道路(革命道路)的可行性选择。而
自上而下实施改革的条件则是充分具备和实际的。当时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广泛地讨
论改革方案,整个社会舆论有利于改革的实施。甚至连赫尔岑在1857年8 月11日的
《钟声》上也表示:“我们不仅处在改革的前夕,而且我们认为……君主想要改革,
想要改良,政府应该自己着手社会改革工作,着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组织的
发展。”因此,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合法的
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使其摆脱危机。即当危机来临,统治阶级
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掌握武器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在自身基础的狭隘利己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做出选择,即将社会民族利益优先,
并使政权捍卫自身基础的长远基本利益。

    沙皇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摆脱困境,使俄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较长时
期内充当了现代化的领导者。因此,政府如何使用其统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
了俄国社会的命运。政府若继续推行改革、深化改革,便对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
反之,则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而且经济改革必须呼唤政治改革的同步发展。然
而,亲自签署农奴制改革法令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政治改革忌讳莫深,表示:
“他反对制定宪法,不是因为珍惜权力,而是坚信宪法对俄国无益,将导致它走瓦
解。”19世纪80年代,新任内务大臣洛里斯·麦里科夫重提政治改革设想,建议成
立吸收城乡各等级代表参加的立法草案筹备委员会,扩大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
自治权力。此举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御前大臣斯特罗格诺夫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激烈反对:“这条道路将一直走向立宪,而这对于陛下和俄国都是不情愿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5 月11日发布捍卫专制制度的诏书,改革方案被否决,
6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到80年代结束,开始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黑暗统治。

    20世纪前的改革运动说明,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是冲
击俄国旧制度的常态形式,它以渐进、积累的方式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
路。但同时,彼得以后时代(直到19世纪末),俄国全部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系
列改革和相应伴随的上层反改革。沙皇政府明显地将改革作为摆脱统治危机。维护
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主动地体察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改革
总是浅尝即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经济变革,希求以经济发展巩固“国基”,
但决不容许“国基”本身——专制制度有任何变动。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社会进步仅仅依靠统治阶级对自身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
统治阶级在历史趋势面前的自省自识毕竟有限,更难有长远的预见能力,旧制度对
新生事物的容忍程度也毕竟有限。当改革达到一定极限,社会再不能进步时,就需
要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即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
作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初对于俄国来说就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经济,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是未
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主人,与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阶级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激化。

    “流血星期日”事件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不可阻挡地爆发了。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
几日几年都不能受到的。”自由派贵族人物维特也看到,“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
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在莫斯科工人12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尼古拉二世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写道:
“神经已绷紧到极点……两条道路选择之一是:立即派出军事人员平息风潮,然后
稍事喘息,经过数月再次使用武力,但是这将血流成河,而最终仍导致现在的局势,
结果仍是在将来不得不实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整顿国家秩
序宣言》,宣布实施政治改革,标志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转
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终于开始。随后,斯托雷平从1906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土地改革,以行政手段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扶植富农阶层以充实沙皇统治
的阶级基础,列宁认为:这一行动成为“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
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英国历史学家基普认为:“1905年革命不过是一场更
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
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

    沙皇政府以改革部分缓和了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但到1915年,两者间的矛盾再
度激化。沙皇政府连续解散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罗将科
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地
主贵族阶级相互联合、相互利用的“六·三”体制瓦解。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农民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强了农民的爆炸情绪。少数贵族军官与资产
阶级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已
达到异常激化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沙皇政府和
地主贵族阶级限于其短视的政治目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只是
顽固地拒绝作进一步让步,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严禁一切政治反对派活动。如果说
改革可以或多或少地缓和阶级矛盾,防止或延缓革命的话,那么拒绝改革则必然诱
发革命,加速革命的爆发。因此在1917年2 月,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再度爆发。仅仅5 天时间,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轰然崩溃。
《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基普写道:以至于“当人们将1917年的
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
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
革命以其特有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动,俄国历史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在肯定改革是促进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常态形式的同时,必须承认革命是
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方式。

    改革与革命是现代化道路中二者择一的方式,因为它们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英
国走的是渐进改革式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法国走的激进革命式的道路,也较
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范式为
后人称道。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呢?俄国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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