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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授从事的工作；他们崇拜教授，为他抄稿件、译书、找资料，一心一意地为他
服务。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生活目的，只是盲目地为教授活着。当万尼亚舅舅听到
教授要出卖庄园时，他终于反抗了。他震惊，他愤怒与教授正面冲突起来：“……
这片产业之所以能够解除抵押，而且弄到这种好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我的辛苦，可
是现在我老了，你就像条狗似的把我从这里赶开了。……但是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现在我可把你看的真清楚了！你写的是讨论艺术的文章，可是你一点艺术都不懂，
你那些从前我认为了不起的工作，其实连一个钱都不值！你耍弄了我们广”我把自
己的生活糟蹋了厂‘气愤之余，他朝教授开了两枪。尽管这两枪没有射中教授，但
这两声枪响毕竟是有力的，因为这是反抗的声音，显示出了万尼亚舅舅追求个人生
活的一面。但戏剧的最后，他的性格只剩下一面——听天由命的消极的一面：教授
夫妇要回彼得堡了，万尼亚舅舅与索非亚仍旧坐到了写字台前。一切都过去了，一
切又都重新开始，万尼亚舅舅仍是充当偶像的奴隶。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也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个认识到
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质绝缘的思想者形象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这是一个能代表俄国人大多数的人物形象，他们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
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努力去得到它。更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
：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直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俄国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个性自由不可能得到
普遍承认，相反，在俄罗斯文化中得到广泛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对个人价值、
个人权利认识不足，缺乏尊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俄罗斯，直至19世纪60年
代以前，一直实行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简单重复的封建农业生活方式，
极为封闭的村舍农民生活，加上宗法村社制与沙皇专制对农民的绝对统治，在农民
中形成了驯顺的心理特征。村社是赋役承担者的联合体，是一种向国家、向地主负
责的集体，离开村社，个人难以生存，也为法律所不容，村社的各项制度在一代又
一代的农民身上培育着集体主义精神。可以说，俄罗斯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
能存在。在历史上，国家往往作为集体的代表出现，而俄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只有在与四面八方的敌对力量的斗争中才能生存，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对集体主义的崇尚在俄国与对国家的崇拜密不可分。而对集体、国家礼拜有加，必
然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认识不足。东正教的教条主义、禁欲主义影响使这种情况得
到进一步发展。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及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仅只希望有一块黑土
地，除此别无他求。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淳朴、热情、有才干、有美好的灵魂、
有“黄金似的”心，但却对一切都满足，“对一切都感谢”，不抱怨，不诉苦，甚
至对于死亡抱着冷漠的态度。他们尽是“温和的、忍辱的、柔顺的——他们可以使
得一个善良的人流泪，但是希望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点积极的创造性的原则的人看来，
他们就会撩起厌恶之情”。苏联时期集体农庄的建立更加强了这种集体主义。他们
追求一种“众人如一人”的局面。对“出人头地”的哥们儿，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抱有妒嫉和怨恨的心态，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拉下来，使他们与“众人”一个样；而
对落魄者，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则想方设法帮他们一把，让他们重新爬起来，与
“众人”一个样。另外，与自然斗争也要求俄罗斯人“协同作战”，齐心协力。因
此，“大伙儿一起上”、“众志成城”是俄罗斯人生活的要诀。俄罗斯人在社团里
习惯于自我约束，他们为达到某种结果首先采取共同行动，而且从不把这些成果与
个人活动挂钩。
就俄罗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们一直在追求自由，追求一种无政府状态。
19世界下半叶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陀斯妥耶夫斯基在
其小说《罪与罚》中，以令人窒息的笔调描述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
无情鞭答农奴主阶级的残暴、野蛮，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虚伪性表示痛恨，由此而否
定政治，否定政府，幻想人民过上如兄弟般友爱的伦理纯真的生活。书中的主要人
物是贫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他因缴不起学费而退学，为付不出房租而羞愧，要
谋求职业又无人聘用。他住在一座5 层楼房的屋脊下边的阁楼里。这房子，“与其
说是一个房间，还不如说像是一个柜橱”。即使这样贫困的生活，他也还要靠母亲
和妹妹的接济才能维持。拉斯柯尼科夫富有同情心，他个人处境已极度窘困，在力
所不及的情况下仍乐于以微薄力量帮助比自己生活更苦的人们。他在下等酒馆里遇
到了失业的9 等文官马尔美拉托夫，马尔美拉托夫一家的悲惨处境使他深感痛苦。
正是对下层人民的这种真挚同情使他接受了酒店里那个大学生关于杀死一个贪婪、
残忍的老太婆，拿这个高利贷者的钱去救济穷人的主张。拉斯柯尼科夫认为是不平
等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人性论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人分
成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实际上正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是拉斯柯尼科夫同情
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不平凡的人”，极少数“超人”，实际上是奴役多数人的人，
即像拿破仑那种主宰世界的人。而拉斯柯尼科夫要证明的恰恰是自己是不是“超人”，
他是想以“超人”的资格当穷人的救世主。在支持他杀人的动机中，既含有对穷苦
人的同情，也含有他对穷苦群众实质上的蔑视，含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成分。
然而，俄罗斯人在那动乱的时代里，在反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却使异族特征和专
制权利有机地侵入了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了俄罗斯那渴求自由的自发势力。俄罗
斯人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
且顺从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
与其性格格格不人的庞大帝国，又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警戒、防御和扩张的职能。
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之一。正如别尔嘉耶夫的发问
：“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观念的民族竟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什
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这恐怕要归因于俄罗斯受到的东西
文化的双重影响。
最无国家观念的俄罗斯人民却几乎把所有的血液都抛洒在为巩固和保卫国家上
来。在1812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当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消息传开，立刻激发了
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热情，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民军，
其中14万人能直接参加战斗，4 ．5 万人成为俄国著名将领库图佐夫的后备队。在
敌占区，游击战争开展起来，游击队的人数多达数千，在打击法国鬼子的战斗中起
了重要作用。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兵工厂，平时每月造枪8000支，而法国入侵以后，
每月造枪1 万多支。农民们也纷纷争献面包干、干草饲料、衣服、毡靴、手套等物。
莫斯科的居民由20万减少到不到1 万人，他们坚壁清野，不给法国人提供粮草，力
量对比很快向有利于俄军的方面发展。拿破仑在莫斯科逗留了35天，在俄罗斯严酷
的冬天到来之前，不得不下令撤回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法军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沉重
打击，入侵时的44万人，只剩下了3 万人。
我们知道，在二战中苏联人民蒙受的牺牲是最为惨重的，他们一共损失了两千
多万人的生命。苏联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对于瓦斯科夫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描述，读了令人回
肠荡气——“在这次战斗中，瓦斯科夫记住一条：决不后退，决不能让德寇上岸一
步……这时，他胸中满怀激情，仿佛整个俄罗斯都在他背后，仿佛他，瓦斯科夫，
此刻是她最后一个儿子和保卫者，整个世界空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