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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理论，据三口通商大臣祟厚的证词，说这个丰大业好不礼貌，居然打碎了县衙的物事，还向外边汹涌的人群放枪。嗣后他要离开，祟厚说自己劝他千万不要离开，外边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出去就是个死，可丰大业不听，出门遇到了县太爷刘杰，于是丰大业便向刘杰放枪。至于丰大业为何要向知县开枪，这事祟厚没有说，反正是后果就是混星子蜂拥而上，当场殴死法国领事丰大业，随从也悉数被打死。
而后人群蜂拥冲入教堂，将十名修女活活打死，神父七名死无全尸，三名倒霉的俄国佬也被打死，另有比利时两人，英国和意大利人各一名，统统被打死。中国教民被杀者三四十人，六座教堂被焚毁。
案情经过很简单，但处理起来，却是相当的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中国人不讲道理，案子走法律程序，严惩肇事者的话，中国人不干，说这样不爱国。那就不走法律程序，只能向全世界开战了。开战的话，这些不同意走法律程序的人，他又不上战场，那你说这些人不是故意添乱吗？
而且法国人也凶蛮，非要揪出知县刘杰不可：
六月二十二日，洋人欲将府县抵命，余不忍又无奈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祟帅于辰刻、已刻、酉刻来谈三次。辰正诊脉一次。围棋二次。小睡一次。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二次。改片稿一件。是日，因洋人来文，欲将府、县抵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伤害，愧恨之至。又坐见之客一次，吴彤云来一坐。小睡片刻。夜改照会稿一件，核科房批稿簿。眼蒙日甚，二更四点睡。
曾国藩坚决拒绝交出知县刘杰，刘杰有什么错？他凭什么要为法国佬抵罪？可三口通商大臣祟厚不依不饶，死缠着曾国藩，一定要让刘杰抵罪。
为什么祟厚要搞刘杰呢？
原来，曾国藩追查教堂挖眼珠剖子宫的谣言，查到最后，竟然查到了祟厚身上：
……臣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确据，绅民俱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进京，大帅者，俗闲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原其讹传所起，由祟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称有搜出眼珠盈罎之说。其时仓促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讹。
看看，这个事不只是把祟厚扯了进来，还有就是肇事者惹祸精陈国瑞，也被暴露了出来。
最终，曾国藩跟祟厚合伙，卖了知县刘杰，但余者皆秉公处理：
七月初五日，英国领事贾勒斯威来见
早饭后，祟帅来一谈。旋诊脉一次。围棋二局。竟日酣睡，不治一事。病体小愈。见客二次，内有英国副领事贾勒斯威，公使所派来也。中饭后屡次久睡。申正见客一次。酉刻，毛煦初尚书昶熙，自京来会办洋务，与谈颇久。夜又久睡，二更四点大睡。是日核摺稿一件、信稿二件。
附记：
初五日，田二，河东人，供认用西瓜刀砍洋人。
终松荫，烧教堂后，百姓拿送县，刀伤都是百姓砍的。
安三，烧教堂后，众百姓拿住送县，各处有烧伤，左右膝有跪伤。
李兆恒，宁晋人。烧教堂次日，小关混混王姓等拿住送县，刘长清坚供是李迷拐，有棒伤、烧伤。
赵荣，任邱人。教堂烧后，众百姓拿住送县，审讯未用刑，伤是众百姓打的。
王三，天津县人。教堂烧后，众百姓拿住送县，武兰珍供认是王三，渠供不是王三，是王二，有棒伤，踢伤。
案子了结，曾国藩恨死了那伙疯子一样杀人放火的流氓，下令缉拿混星子：
附记，七月十五日，五十三号
未将教堂及领事衙门服役之人传讯
拜晤、并未答拜
非刑拷讯习教人
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不用说，京畿士绅对曾国藩的判决，大为不满，北京城的士绅聚众，捣毁了曾国藩替湖南会馆写的牌匾。但曾国藩根本懒得理会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只会聚众暴力，如果两厢里坐下来论理，对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因为自己没理，才恨透了这世上所有讲理之事。
但是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这两倒霉蛋被刑部一审判决流放黑龙江，曾国藩心里疚愧不已，他和李鸿章联手凑了一万一千两银子，给这两霉官做路费，又写信给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将军，好好的照顾这俩霉官，他们没犯错啊，就是被陈国瑞那王八蛋瞎造谣，给连累坑惨了。
大儿子曾纪泽不同意曾国藩的做法，纪泽认为：得罪暴民，后果更严重，会身败名裂的。父亲应该和暴民站在一起，大家一块去砸教堂。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最终走向了清流，认为津案乃义举，帝国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对列强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大不了一拍两散鱼死网破，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么曾国藩和曾纪泽，他们爷俩哪个更有道理呢？
曾纪泽，当然是曾纪泽！
历史课本上明明白白的写着，这时候社会动乱的根由，是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就是一头独大的皇家权力，生产力就是开始进入以自由平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是极端的权力，一个是平民意识的觉醒，这两厢里的冲突与对接，是显而易见的。
天津教案中的民众，之所以能够闹将起来，是因为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憋屈，都上火，感觉到这世界对他们太不公道。尽管这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不公平，但皇权体制却是绝对的不公平。这个道理，日本天皇一家明白的最早，他们知道老百姓闹事，理由就是一个，感觉自己委屈了，如果感觉到自己委屈的老百姓数量太多，那么这个社会就麻烦了。
所以日本迅速的实现了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也不见得有多么公平，但是从此天皇一家可以躲到了现代政治的幕后，借民选政治保护自己。一旦老百姓感觉到不公道闹将起来，自有首相一级的政治家在前面顶雷。所以日本有个杀首相的良好习风，等首相被杀，老百姓意识到自己闯了祸，一哄而散，天皇再笑咪咪的装没事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排一个新首相，等大家闹事时再杀之。
所以日本有了民选政治这个缓冲板，就能够始终维持着政治体制不受冲击，不管社会有多么乱套，最终还会归复到旧有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爱新觉罗一家，就比较的让人上火。扬州教案，天津教案，民众之所以闹事，外国人只是个借口，本质的原因，是大家心里不痛快。而让大家不痛快的根子，就在于绝对不公平的权力体制上。如果爱新觉罗皇氏明白这个道理，赶紧立宪，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民国到来时代被连底盘一并掀翻。
智慧是知时而进，愚蠢则是不知道应时而退。
曾国藩明白这一点，但他已经60了，这事拜托给他的弟子李鸿章了。而李鸿章最终也未能说服爱新觉罗皇氏这一窝子蠢货，这就不是曾国藩的责任了。
（7）对人不对事
九月二十二日，细思古人工夫约有四端可效
早饭后散行千步。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五次，李中堂坐甚久。午初，日本国使臣四人来见，谈颇久。中饭后散行千步。坐见之客六次，立见者二次。本日所见，皆送行之家，以余明日起程进亦也。剃头一次。纪鸿儿已午间来禀辞，将送眷口由水路赴江南，经纪泽则待余进京耳。夜将案上零件清理一番。闭目小坐。幕府来久谈，三更去。
是日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
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天津教案料理了个七七八八，曾国藩再度入京，又有新的麻烦，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到来。
史家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上感觉到极度的差愧，内疚神明。实际上曾国藩唯一感觉到对不起的是天津知府、知县两名被流放的官员，其它地方，说理办事，没什么可内疚的。哪位看天津教案判得不公，你去判决好了，搁任何一个正常人在曾国藩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么个判决法，不会有区别。
再想想，曾国藩前者入京，行至途中见壁上题诗，就有讥讽他的诗句。那时候他还什么都没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