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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