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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改革新法的念头。
元丰年间另一个宰相王珪是典型的变色龙。熙宁三年，王安石拜相，他任参知政事，表态拥护变法。吴充建议废新法，他应声附和，惹怒了御史，当场质问他：“要么昨是，要么今非。”他只得表示新法不能变。他容不得吴充，向神宗力荐蔡确。元丰二年，蔡确参知政事。次年，吴充在两人夹击下辞去相位，王珪独相。元丰五年，蔡确升为宰相，成为变法派在朝中的代表。王珪虽为首相，却尸位素餐。当时人讥称他为“三旨相公”，因为他有三句口头禅：上朝进奏，说是“取圣旨”；接受批阅，说是“领圣旨”；归见下属，说是“已得圣旨”。
在熙宁变法中，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几次表现出犹豫动摇，以至安石说他：“天下事如煮羹，烧一把火，却再放一勺水，何时煮的熟！”实际上，神宗作为君主的思路与安石有所不同，他必须更多考虑协调新党旧臣的关系，更多考虑把握富国与敛民之间的尺度。
王安石再次罢相以后，神宗一方面反思变法中的弊病，一方面起用部分反变法的大臣。熙宁九年（1076年）在罢免王安石同时，任命冯京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1080年）吕公著也出任枢密副使。
富国强兵是贯穿熙丰新法的主线，但元丰之政颇异于熙宁。神宗主持元丰改制以后，明显将重点放在改革官制、整顿军事上。元丰改制，广义指元丰年间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种改革，狭义则仅指元丰年间推行的职官制度改革。
宋代职官制度十分复杂紊乱，元丰改制前尤其如此。宋太祖立国，在建设新官制的同时，并没有全部取消旧官制，许多前代的官名职位都保存了下来。新旧杂厕，名实混淆，机构重叠，职能不专，也就成为北宋官制的普遍现象。尽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员，譬如户部尚书，若没有特旨，他就不能管理户部的事务，而只是按户部尚书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和享受待遇。这种官职系统称为“寄禄官”，简称“官”。至于在各省、部、司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宋代称为差遣。即以户部为例，其实际职能由三司承担，三司使才是当时相当于户部尚书的实职差遣。
除了寄禄官和差遣官，宋代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员还带有三馆、秘阁的馆阁帖职，除北宋前期部分带帖职的中央官员兼有馆阁实务外，大部分只是荣誉性的职衔，通称“帖职”，也称“职名”，简称“职”，这样就构成了宋代官制的官、职、差遣三大系统。
在熙宁新政中，神宗深感官僚机器官员的冗杂和效能的低下，为了减少冗官、省并机构、明确职责、提高效率，他主持了元丰官制改革。大体从熙宁末年起，宋神宗下令以《唐六典》为蓝本，着手研究官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元丰三年，颁布《寄禄新格》，开始执行文臣京朝官的寄禄官新官阶。元丰五年，新颁三省以下中央机构的组织法规和《官品令》。
元丰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神宗在改官制诏书里规定：所有仅领空名的寄禄官全部废罢，更换以相应的阶官，作为领取俸禄的级别标准。新的阶官共二十五阶，比旧寄禄官省减了十七阶。新官品仍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共十八阶，比旧官品减省了十二阶。以后官员升迁与俸禄都按《寄禄新格》和新《官品令》办理。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元丰改制前，三省六部的主要职能都已转移分割到其它机构，其长官也只是寄禄官，三省六部制徒有虚名。元丰改制恢复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三省旧制。宰相的办公机构虽仍设在原来的政事堂，但名称上不再叫中书门下，改称都堂。取消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但因采取唐代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旧制，实权却在右相），中书省与门下省各另设一侍郎主管本省事务，与主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但都堂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的二府制没有改变，二府长官仍统称宰执，有人曾主张废除枢密院，神宗明确反对削弱这种“相互维制”的机制。尚书省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具体职能部门，各设尚书与侍郎为正副长官。原来从六部转移分割出来的职能机构分别还归各部，例如审官院、流内铨与三班院归吏部，三司与司农寺归户部，太常礼院归礼部，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归刑部，等等。
新官制职责分明，系统清晰，机构简化，费用减省，作为一次官制改革，元丰改制虽然还有生搬硬套《唐六典》的弊病，但还是比较成功的。
除了官制改革以外，元丰年间神宗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茶、盐、矾、铁，扩大禁榷区域和专利力度。
在加强军事实力上，神宗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依托将兵法，设立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等，负责军事训练，提高战斗能力。据苏辙说：“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剑槊击刺，弓弩斗力，比旧皆倍。”第二，依托保甲法，对保甲民兵全面实施训练，以“集教法”对大保长进行集中培训，以“团教法”对保丁分别实施训练，到元丰四年，开封府界与两边各路集训过的大保长与保丁已近七十万人。当然，对这种军事训练的实际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摆形式，走过场，也是古已有之的。
总的说来，元丰改制在触动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与熙宁新政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给人的感觉只是波澜壮阔以后的一泓死水，这也许是王安石比宋神宗更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细说宋朝36：与西夏的再较量
宋神宗自命大有为之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与群臣说起仁宗朝宋夏交战、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泪。用武开边，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始终把解决契丹和西夏问题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熙丰变法中，他为军事行动作了物质上的大量准备，先后建了五十二个军用物资库，并赋诗明志道：“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胜心切，溢于言表。
尤其是对西夏，就像是旧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伙计成为他平起平坐的新对手，神宗总想一举消灭它，以挟制契丹和吐蕃，显示大宋朝的神威。
熙宁元年（1068年），变法派杰出的军事家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三篇，要旨是先取河湟，控扼西北门户，斩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然后伺机出兵，关门打狗。
这一战略分析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就牵涉到宋军的人才与素质。但神宗显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司马光、富弼等老臣纷纷上书，认为内政还没有做好，贸然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但王安石却鼓励神宗时不可失。
熙宁四年，神宗设立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略河湟。次年，王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招抚吐蕃部落三十余万人，拓地二千余里。神宗升镇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设立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历史上把王韶经营河湟的活动成为熙河开边。王韶的成功把神宗的梦想再次激活，对西夏用兵已势在必行。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囚禁了惠宗。鄜延副总管种谔上书神宗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倘若西夏被辽朝趁机攻取，必为中国的大患。神宗召见了他，他指陈箸划之余大言道：“夏国无人，秉常（夏惠宗名）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便定议攻夏。
知枢密院孙固和同知枢密院吕公著反对轻率举兵，并提出一个尖锐的实质性问题，谁是合适的主帅？神宗说：“朕已属李宪。”孙固以为，由宦官李宪担任主帅是十分错误的决定。但神宗固执己见，七月，命李宪为主帅，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鄜延路，受王中正节制；五路并进，会师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进而消灭西夏。五路将领中，李宪与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神宗的外叔祖），都根本不是将才。
宋军从八月开始行动。种谔率军九万余攻克米脂城，挟功上奏要求不再受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