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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在玉清昭应宫向玉帝奉上尊号，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的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帝致敬，地方官员派人检查。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昭应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军民僧道烧香礼拜，把全国都卷入这一狂热的迷信活动。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就是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工程需要十五年，但修宫使丁谓督工三四万夜以继日，到大中祥符七年就竣工了。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十座殿宇建筑，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稍不合意，就推倒重来。据目击者田况说是“开辟以来未之有”，其宏大瑰丽和豪华奢美，超过了秦之阿房、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命全国州县都必须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其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所谓圣祖赵玄朗显灵以后，因他自称其母是在寿丘生他的，真宗便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供奉圣祖，造太极观祭祀圣祖母。但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敬，就在京师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曲阜景灵宫达一千三百二十二座建筑，京师的景灵宫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楼观殿宇。
真宗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就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在道教史上倒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导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脚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然而，当一国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时，还是有人大声说出真相。早在天书首降之际，龙图阁待制孙姡Ь鸵每鬃拥幕八担骸疤旌窝栽眨∑裼刑焓椋俊蔽黛敕谝跏保鲜橹赋觯较槿鹗瞧厶煊廾窕蠛笫溃咕嬲孀冢骸安荒蠲衿＃恍舯呋迹仓袢帐湮蕹率ぃ⒚裎藁瞥玻俊钡闭孀谝ゼ漓肜献邮保嵝颜孀谟Φ崩渭翘泼骰屎笃谠馐馨彩分业慕萄怠Ｃ颊庞蕉啻沃该昊魍跚杖艉投∥剑僦丈媳砘挂笳孀谙日抖∥街分霉乓孕惶煜拢僬蹲约褐分枚∈现乓孕欢∥健Ｕ孀诙哉庑┘ち业姆炊砸饧扇×思炔徊赡梢膊蛔肪康姆秸耄姑挥谐沟谆柰贰�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宋史·真宗纪》说：“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仁宗这年仅十三岁，当时是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一决定应该是她做出的。不过，刘皇后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天书封祀的憎恶，而是为了满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说不上贤明，这有后事为证。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焚毁略尽，他曾哭着表示要重修新宫，大臣们都以“天变来警”加以激烈的反对，才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张。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真宗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真宗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天禧共五年，是宋真宗倒数第二个年号，他的统治也进入了晚年。
大中祥符前四年都是王旦独相，后五年他与向敏中并相。王旦有宰相之器，群臣奏事，他从容言来，一锤定音。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诋毁他，他却一致称赞寇准。真宗对他说：“你尽讲他好，他却专讲你坏。”他说：“我久在相位，政事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我也因此推重他。”
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王旦被责，中书堂吏都受罚。不久枢密院有公事送中书，也有违例处，堂吏送呈王旦，指望他报复，王旦却指示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到王旦惭愧的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肚量？”寇准罢枢密使时，托人向这位同科进士求使相，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
翰林学士陈彭年上书中书，王旦看都不看，封存留档，向敏中劝他浏览一下，他说：“不过是兴作符瑞希图仕进罢了。”真宗早就欲相王钦若，他援引太祖太宗朝的惯例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的。我为宰相，不敢抑人，这也是公议。”真宗终于不敢固执己见。
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王旦以身体欠佳，上表辞相。真宗允许他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论时日入预参决，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但王旦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内心深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每次天书封祀的大典，王旦都必须陪同随行，史书说他总是“悒悒不乐”，对他说来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事情。真宗每次送来赏赐的物品，他总是闭眼叹气道：“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么多！”
七月，王旦终于获准辞去相位，临别，真宗问他谁可代其为相，他强起举笏道：“莫如寇准。”真宗嫌寇准性格刚褊，让他再举其次，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九月，真宗在王旦死前亲临其家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在遗表结尾加上四句：“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临终，王旦对儿子说：“我没有别的过失，只有不谏天书，为过莫赎。死后为我削发披缁以殓。”他的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以表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杨亿劝阻。王旦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宰相，却一着软弱，遗恨千古，它无负于真宗，真宗却有累于他。
向敏中在咸平时为相一年有半，未见有什么政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他与王旦并相，王旦死后，他成为首相。天禧元年，他进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真宗还是第一次授仆射之官，认为敏中一定会非常高兴，贺客盈门，派翰林学士李宗諤前去打探。宗諤是敏中的亲戚，到相府一看，只见门庭寂然。他表示祝贺，敏中唯唯，历数前朝仆射德高位重，敏中仍是唯唯，不发一言。宗諤到庖厨问今日有亲友宴饮否，也无一人。明日，真宗听说，感叹“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是天禧四年死在宰相任上的，他第二次入相长达九年，除了“大耐官职”，也不见得有大政绩。
王旦辞相以后，王钦若才由枢密使升为宰相，他恨恨的说：“为王旦一句话，晚做了十年宰相。”实际上，他自景德三年（1006年）再入枢府，除有十个月的短暂罢政外，一直都位居执政，真宗对他可是言听计从的，作用远在宰相向敏中之上。这年三月，真宗让参知政事王曾兼任会灵观使，王曾早在担任知制诰时就明确反对建造玉清昭应宫，尽管当时重要宫观都以宰执充任，他仍然坚辞不受，推举王钦若担任，真宗怀疑他标榜立异。
八月，王钦若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