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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接到东路军残败的战报，立即命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而辽承天太后则调集优势兵力向西，以便全力对付中西两路的宋军。见到宋中、西路军后撤，耶律斜轸等不及援军到达，就主动出击了。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西路军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们掩护寰、朔、云、应四州居民迁至内地，这只孤悬敌后的西路军就成为辽军唯一追击的目标。
七月，西路军副帅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西北），配合云、朔守将撤离两州军民，但监军王铣却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谷口接应。但当他与耶律斜轸的大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地点时，潘美、王铣已率军退走，杨业拼死血战，中箭被俘。辽军在岐沟关和陈家谷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宋太宗亲自指挥的雍熙北伐。
稍作休整后，十一月，辽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作为对雍熙北征的报复。西路军由耶律休哥率领，东路军由承天太后亲自统领，在滹沱河北与西路军会合，渡河以后直扑瀛州（今河北河间）。宋朝守将刘廷让约沧州守将李继隆以精兵来援，岂料李继隆畏缩不至。当时天气奇寒，宋军拉不开弓弩，被辽军围困聚歼，死者数万，大将贺令图等被俘，刘廷让只身逃回瀛州。辽军乘胜南攻，大名（今属河北）以北，悉遭蹂躏。耶律休哥建议干脆把辽朝的边境推到黄河北岸，承天太后没有同意，次年正月，下令还师。
雍熙北征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再次以惨败而告终，对辽宋双方以后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宋朝来说，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
为了阻止辽朝骑兵的南攻，宋朝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间，利用原来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形成南北宽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深数尺至丈余不等的防御地带，其间设立寨铺，派兵驻守。这一工事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澶渊之盟时辽朝骑兵照样直逼黄河北岸。
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锁钥始终掌握在辽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令宋朝背上了岁币的包袱。这种阴影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金关系的格局。
对辽朝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征的胜利不仅解了南京之围，而且包围了作为辽朝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宋自是不复深入”，意义不可低估。辽朝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面自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朝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占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无可非议的。高梁河战败的次年，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的上了一奏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评论张齐贤的奏议，说他只知道辽朝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当取的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显移于夷狄。”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当然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从契丹来说，燕云十六州一旦纳入自己的版图，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军事地理学上，这一地区也成为辽朝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朝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因而辽朝殊死的保卫这一生命线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说，中原国家失去燕云，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朝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战争解决问题。历史就是这么干脆而无情，但战争结局却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胶合的产物。李塨以为：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死，“而天下不能混一矣”。宋太宗没有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应是毫无疑问的。
细说宋朝15：杨家将
在陈家谷之战中被俘的西路军副帅杨业，成为后来民间杨家将故事的主角。元明戏曲小说中的内容，虽也有历史的影子，但颇多附会成分。历史是不能戏说的，但杨家将倒是值得在这里细说的，目的也是把历史和附会区分开来。
杨业是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来迁居太原，《宋史》本传说他是并州太原人，是指他的今籍而言的。新秦地近边塞，以战射为习俗，杨氏也以武力称雄一方。杨业的父亲叫杨宏信，这是根据欧阳修为杨琪作的墓志铭，而《东都事略》、《宋史》和《资治通鉴》都说他叫杨信。有人认为是名信，字宏信，实际上可能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的讳，史家才改称杨信的。
后晋末年，契丹骑兵经常剽掠汉地居民，杨信大约在这一期间组织地方武装，在火山起事，自称麟州刺史。后汉代晋以后，他听命于汉，麟州刺史一职也得到了承认。后周建立，杨信表示归服，不久去世，职位由杨业之弟杨崇训继承。
杨崇训一度投降北汉，避北汉国主刘崇的讳，改名重训；后来重新依附后周，避恭帝的讳，改名重勋。北宋建立以后，重勋继续担任麟州防御使，多次击退北汉军队的侵犯，宋朝在麟州设建宁军，太祖让他做节度留后。其子杨光扆仍兼麟州兵马，欧阳修为作墓志的杨琪就是光扆之子。重勋子孙世居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还有杨家村，都是这一系。
杨业原名杨重贵，大约在北汉建立前后不久投效刘旻，赐姓名为刘继业。晚唐五代之际，军阀为拉拢亲信，收为义儿，赐以同姓，原本就是风气，刘旻让杨业做自己儿子刘承钧的养子，故而将其名与孙辈继元等同一排行。杨业的生年说法很多。山西代县杨氏后裔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应生于928年。但这一说法并未被学界所公认，另外还有924年、925年与935年诸说，莫衷其是。杨业效忠北汉，而其父却归顺后周，这种父子兄弟各效其主的现象在五代并不少见。
开包元年（968年），北宋派李继勋进攻北汉，杨业奉命扼守团柏谷，但当地守将降宋，他自度寡不敌众，领兵返回太原。不久，宋军兵临汾河，杨业封锁通往汾河桥的要道，被射中坐骑，只得退回城中。
次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时，杨业曾率数百精骑突袭党进所部，被宋军追击，缒城才得脱险。太原被围日久，杨业奉命与司空郭无为以精兵千人夜袭宋营，却因风雨晦冥，马足受伤，被迫收兵回城。看来杨业擅长突击和夜袭，善于进退自如，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虽然北汉与契丹结盟，但杨业对契丹却始终持抗击的态度。开宝二年，宋太祖久围太原撤兵之际，杨业向刘继元建议袭击屯驻于太原城下的契丹援军，他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藉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杨业这一建议，还是出于传统的夷夏之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