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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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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位以后,太宗下令太祖和皇弟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皇女;让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太祖之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与廷美都位在宰相之上。然而这不过是稳定人心、巩固地位的权宜之举。等皇位稳固以后,他就很难与太祖之子“共保富贵”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攻灭北汉以后,太宗乘胜北征契丹,不料受到辽军重创,他也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所在,便有人准备拥戴随征的德昭。旋即知道了太宗的下落,这才作罢。太宗由此感受到怀念太祖的潜势力之可怕。回师以后,太宗因北征失利,对剪除北汉的功臣也久不行赏。德昭提醒他,他冲着德昭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赏也不晚!”这显然是扭住军中拥立之事不放,德昭回去就自刎而死。史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自己的责任。两年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赵德芳又不明不白而死,只有《宋史》说他是“寝疾薨”,与太祖一样在睡梦中去世的。¨。电子书 ZEi8。CO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廷美的准皇储地位就成为太宗的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的早年幕僚柴禹锡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开国元勋。
  赵普自从在太祖晚年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给他一个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他宿恨未消,派与他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在了京师奉朝请,但形同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不仅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普受到了太宗的召见,他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说明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还受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匮之盟,两者现都在宫中,希望太宗寻访。太宗果然都找到了,立即再召见赵普,当面致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他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捐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金匮之盟与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并称宋初三大疑案,不妨先根据后来的追述来说说当年金匮之盟的立约情况和誓约内容。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危之际,赵普曾向他上奏论皇位继承事,便召赵普入宫,当时太祖在侧。太后问太祖何以得天下,答以祖宗和太后积德,太后说:“不对!正因为周世宗让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长君,天下岂你所有?你百年后应传位给你的兄弟。能立长君,社稷之福啊!”见太祖叩头应允,太后对赵普说:“你记下我的话,不可违背。”于是赵普在榻前亲写约誓,一式两份,在两份纸尾崎缝处签上了自己的名衔。事后,一份随葬入杜太后的墓棺,一份由太祖手封收藏。
  由于誓约的原文从未见诸史书记录,而转述的记载却颇有出入。大体说来,盟约关于皇位传承的办法有“独传约”和“三传约”的区别。所谓独传约,即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杜太后的遗命。而所谓三传约,即太祖传之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太祖之子德昭,这是杜太后和太祖的本意。
  金匮之盟这一历史之谜的症结有三:一、究竟有无此事?二、为何此时出笼?三、誓约内容如何?
  先说究竟有无此事。金匮之盟的立足点是立长君。指其伪造者认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十一岁,他岂能预料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主?倘经光义、廷美三传至德昭,一般在四十年左右,其实德昭已年过五十,生死尚且难卜,长君从何谈起?但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不到四年,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而太后临死立长君的遗言,当时完全可能有。即便如此,却未必书为誓约。这可从两方面得以印证。
  其一,从太祖的作为看。正因为只是口头遗言,而不是书面誓约,太祖始终没有举行定储之举。但到开宝六年,德昭已二十三岁,也到完全可以继位的年龄,一向秉承母意的太祖才断然拒绝赵普的建议,按前朝惯例将光义晋封为晋王,确定其准皇储的地位。由于不是正式定储,皇位传承仍可能存在着变数。太祖的举动正说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受母意约束的,但又不必像履行书面誓约那么循规蹈矩。
  其二,从赵普的作为看。他作为誓约的监督署名者,如果说太祖时期不敢泄漏事尚在理,但到太宗即位六年间,自己分明失势,为何不上书言明以邀主欢呢?这也反映当时并没有成文的誓约。
  此说为何此时出笼。金匮之盟是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笼的,其誓约见诸史乘最早是神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的《太祖实录》(即《新录》)。《新录》还说约誓时太宗也在场,这是连编谎都编不圆。倘真如此,太宗对赵普的衔恨和致歉都无从解释。何况太宗即位时不宣布,太平兴国五年九月修成的《旧录》也不载其事,既表明《新录》所谓太宗在场纯系妄说,也反证金匮之盟的出笼却在《旧录》修成以后。
  金匮之盟是密约,藏之宫中,密无人知,三个当事者中只有赵普还健在,而他给太宗捅破此事的方式仍是密奏。也就是说,只有赵普与太宗两人知道此事,他们联手做手脚,别人谁都难以否证。对太宗说来,迫害廷美,传位子嗣,都需要赵普这样元老级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和谋划;而以赵普的政治经验,当然知道太宗肚里淌的是什么坏水,也知道这是改变自己“日夕忧不测”处境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孤注一掷,伪造了金匮之盟,作为输心效忠的入场券,为太宗不正常的继位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以借机东山再起,恢复失去的权势。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两人一拍即合,金匮之盟应运而生。
  再说誓约内容如何。若杜太后真有口头遗嘱,三传约的可能性最大。但太平兴国六年,金匮之盟刚由赵普炮制出笼时,肯定不是三传约,而只可能是独传约。倘是前者,无疑在宣传秦王廷美应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迫害廷美的阴谋自设障碍,任谁也不可能如此愚蠢。独传约突出太宗,一方面为逆取太祖之位、逼死太祖之子的太宗进一步确立合法的地位,打上了一针强心针;一方面也树立了赵普“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只有当廷美死后,三传约形同废纸,才可能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因其时已是太宗一系独传的天下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廷美就感到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而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有人“告发”廷美准备在太宗前往庆祝金明池的水心殿落成之际犯上作乱。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罢去廷美开封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
  不久,赵普向太宗报告,调查到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事。卢多逊立即被罢相下狱,审讯下来,卢多逊与相关人等都表示“伏罪”,具体罪名是卢多逊派中书属吏向廷美密告高级机密,还效忠道:“愿宫车(指太宗)早宴驾(指死去),尽心事大王。”廷美也表示“愿宫车早宴驾”。于是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今海南崖县),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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