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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富》上报道布斯基的文章，准备在她报道中涉及到布斯基与西格尔关系的地方把西格尔的名字提出来。西格尔恳求布拉克不要把他往文章里写，但无济于事。于是西格尔再去找德农齐奥，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布拉克。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拉克向杂志社交稿时，杂志社的律师告诉她说，必须删去文章中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予刊载。她一开始表示抗议，但后来迫于压力让步了。这篇文章在12月那一期上刊出，没有提到有关西格尔的情况。西格尔后来才知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介入了，他们威胁《大西洋月刊》杂志社说，如果布拉克文章中的冒犯性材料不删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提起诉讼。
那年（1984年）后来，西格尔坚持不与布斯基联系，也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然而，快到年底时，尽管他有各种忧虑，还是盘算起在布斯基那里的年底“奖金”来。1984年，西格尔收入很丰厚。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薪水和奖金突破了100万大关，获得的现金和公司股份共计110万美元，这些都是他的合法收入。不过，格雷西广场那套公寓的装修费超出了他的预期，接近50万美元。最后，他还有一份“外快”，布斯基用他提供的价值连城的信息和建议赚取了巨额利润，他应该从中分得一杯羹。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又相约来到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商讨西格尔的“奖金”。鉴于上次的教训，这次西格尔在拟订的数额上提高了一些，以把送钱人的短头儿也包括进去。他要求40万美元，除去送钱人的，期望实际到手35万左右。用这些钱，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都补齐了。布斯基对这个数欣然同意，其实卡内申公司收购案中的信息价值还没有算。关于这笔钱的交接，布斯基这次准备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不再沿用以前在广场饭店大堂交接的方法。
布斯基计划的新方式是这样的：西格尔于约定日期上午9点准时到达第55街与第一大道交叉处的一个投币电话亭，拿起话筒，装出打电话的样子。这时，送钱人将站在他的身后，好像等着要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在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觉得这听起来比原来的方法还可笑，像是蹩脚的间谍小说里的东西，但布斯基坚持采用这个方法。
在约好那天，西格尔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为了打发时间，他到马路对面一个咖啡馆去喝咖啡，选一个靠窗的桌子旁坐着，边喝边观察外面的动静。忽然，他看到了一个可能是送钱的人。那人皮肤黝黑，身穿一件黑色粗呢上衣，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旁的一幢小楼附近来回走动。
接着，他看到在离这条街不远处还有一个人。那人也是黝黑的皮肤，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这时，西格尔心里开始发毛了。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一个人？突然，西格尔又想起布斯基说的他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心里更害怕了。西格尔心想：“他们是要来杀我。”布斯基之所以想出让送钱人站在他身后的怪主意，就是要让那个人谋杀他。想到这里，西格尔赶紧喝完杯里的咖啡，付了账，起身逃走，留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满满一箱子钱继续在那里溜达。
西格尔刚回到办公室，布斯基打来了电话，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没有办成。”西格尔回答。
“为什么没有？”布斯基不安地问。
“那里又出现了一个人。”西格尔解释说，“有个人在监视。”
“那当然，”布斯基叫道，“一直是这样的。我要确保交接成功。”
西格尔吃了一惊，原来布斯基连自己找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布斯基坚持要西格尔再去电话亭交接钱。他说：“我好不容易把这钱给你弄来了，你得把它取走。”西格尔仍保持着警惕，不愿用这种方法，但他又不能不去把这笔钱取回来。拖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又去到那个电话亭，这次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与上次一样，箱子里的钱少了一些，但西格尔懒得再跟布斯基说。他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他不想总是生活在恐惧中。
在西格尔看来，与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的付款也结讫了。他开始彻底停止给布斯基打电话，而当布斯基打电话给他时，他要么躲避，要么说忙，要么刚说两句就急着挂线。很快，布斯基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一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急匆匆地结束通话时，布斯基轻轻地问：“怎么回事，马蒂？你不想跟我说话，也不再给我打电话。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你不再喜欢我了吗？”布斯基的声音柔柔的，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伤感。
对西格尔来说，他与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关系不是他对《财富》刊出那篇报道感到恐慌的惟一原因。就在他坚持与布斯基保持距离的时候，也就在弗里曼提醒他注意关于与布斯基关系的不利谣传的时候，他正在与弗里曼进行着内幕交易。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不是受西格尔个人利益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利益需要的驱使。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公司运作陷入了危机，公司盈利严重依赖于西格尔。就在公司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和承销佣金）已经枯竭的时候，公司决策者却迟迟不愿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与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不同，它不自我开户交易。阿尔·戈登和德农齐奥都认为，公司自我开户交易会模糊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虑的公司运作都很红火，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一个套利部，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套利业务，摩根·斯坦利公司近来也欣然介入了这个领域。
德农齐奥被公司里一些年轻人起了个“驼鸟”的绰号，讽刺他是一个不正视现实的人。每当有人提议新的业务方向时，他都要问该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给客户提供服务所“必须”从事的，而答案很少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们的基础资本都在飞速增长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资本增加处于停滞状态。该公司仍然在依靠它的零售经纪网和分销能力来增加资本，这是一种过时的方法，而且利润率越来越低。
更为糟糕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声誉在1984年3月遭受了一次重创。该公司年轻的证券经纪彼得·布兰特向证交会承认参与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在宣传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杂志广告中出现，是一个为人圆滑、不甘平庸的人。在威南斯内幕交易案中，布兰特是政府的主要证人。威南斯全名Ｒ．福斯特·威南斯，原为《华尔街日报》记者，主持该报富有影响的“道听途说”专栏，曾多次预先向布兰特泄露专栏内容。这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起内幕交易案。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公开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故事中有酒鬼律师，有同性恋者，还有在豪华餐厅和马球俱乐部里召开的秘密会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卷入，公司极力淡化这件事，但公司的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好像形同虚设。
这起事件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源的工作显得更加迫切。早些时候，德农齐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名叫蒂莫西·塔伯尔的年轻人，对他挺有好感。塔伯尔英俊潇洒，看上去有点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背景吸引了德农齐奥和戈登，他们聘他为公司顾问，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塔伯尔审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业务运作及其盈亏状况，得出结论说，公司的生存取决于开发新的盈利渠道，公司必须大胆进行自我开户交易，舍此别无选择，为此公司需要建立一个套利业务部。塔伯尔主动要求亲自参与这项新业务，他说他做过一些股票购买权的自我开户交易，但并没有套利方面的经验，交易知识也不多。
德农齐奥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塔伯尔的建议，决定在公司开展套利业务，但要求不公开地进行。他安排公司的资深交易员理查德·威格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威格顿当过信贷分析师，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度过的，曾在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