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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身份，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询问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消息，他们最想见到的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他们之间进一步加深了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报告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十，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耀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部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