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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7。4 乌云散尽现忠魂
——悼念潘汉年同志
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比我年龄稍长的中年人。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那个中年人进来的负责看押我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你向他老老实实交代。”
听说来人是潘汉年，我肃然起敬。尽管我对潘汉年不熟悉，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他的很多传闻：党龄长，参加过长征，在党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负责工作。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开始对我审讯。潘汉年是一位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对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当了解。他显然没有带着“扬帆是奸细’”这个框框来审问我。这使我一开始就感到温暖。潘汉年审问我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我被上了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我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潘汉年坚定地说：“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我先简单扼要地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了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一些历史情况。我对于潘汉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人和旁证人。另外，“救国会”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于“救国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了如指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汉年的审查以后，心中踏实多了。其间曾发生一件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名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其中有一首：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塌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潘汉年看了我的诗以后，他也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将它丢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潘汉年给我的诗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囗囗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在我被关押审讯10个月以后，1944年春，我被释放了。那天，饶漱石来看我，向我伸出了双手，说：“扬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组织上错了，你没错。”事后我才知道，对我的审查确是中央的指令。原来，延安整风后期，分管保卫部门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戏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我原名）介绍的。就这样，把我牵连上了，我就成了“特务”。康生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我。这就是我这次冤狱的由来。
我出狱以后，很快恢复了原先在新四军军部保卫部门的工作，和潘汉年没有什么接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们才有较多的往来和接触。潘汉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潘汉年主管公、检、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镇反工作，是我的上级，我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潘汉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国民党从上海逃跑时，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头头毛人凤、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危害极大。我们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人员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义。并在他的协助下，于1950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上海周围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个潜伏组电台及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缴获电台十余部以及手枪。密码等物。经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边用”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个军统潜伏电台交给你们公安局‘边用’。”“逆用”国民党电台，后来成了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名，说我与潘汉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敌台送出闸北电厂及上海自来水厂位置的情报，导致了国民党“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损失。但事实上，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都不是上海解放后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准确位置，国民党是最清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