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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1995年3月于北京
7。2 “潘扬案件”始末
尹骐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海内外
1955年7月中旬，当人们还没有从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中沉寂下来时，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了已将原人大代表潘汉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这条消息就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以及海外。紧接着，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拥护对“反革命分子”潘汉年采取“革命”措施。在潘汉年原来任职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场声讨和揭发运动。当地新闻媒介进行了连续的报导，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揭发声讨潘汉年的同时，又将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扬帆公开揪了出来。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就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氏、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长、华南局情报负责人等职；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前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要职。
潘扬案件的发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不仅在于他们两位都是资深的中高级干部，曾经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潘汉年更是一位久负盛名的风云人物；而且在于他们都是长期活跃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换言之，他们都是老党员、老保卫、老公安，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政治上最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干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一些和潘、扬有过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难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绩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负责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接到从北平打来的一封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报。电报要求潘汉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许涤新等三人立即离港赶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给他们的新任务。
潘汉年一行到达北平当天，立即赶到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所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