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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宴请的严肃态度，也是潘汉年一个突出优良表现。对于外事活动中的外方邀请，他顾及外交礼节，如约前往，但寒暄几句就先行告退。他也设宴款待过几个重要的、有政治意义的外国代表团、演出团以及出国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体。但对本市各机关团体以各种名义对他的宴请，他不但不参加而且有反感。市府各种会议只开半天，不搞宴请。开人代会、协商会，他也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对外地或中央来沪干部，他从不设宴迎送，必要时由有关单位代表他设宴招待。当时的南京市市长柯庆施负有“特别任务”专访潘汉年时，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厨宴请他一次。这是他在家宴请的唯一的一次。至于统战界知名人士，如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父子等人对他的宴请，如果有事商谈，他会把我带去，表示是为公事而来。他以身作则、艰苦勤俭，从未收过礼品，也没人敢向他送礼。我在他身边工作，只看到他收过有限的几次礼品：一是董慧的弟弟从香港给他带来的一些衣物用品；二是夏衍同志出国回来送他一件小礼品（我也收到一把小洋刀）；三是我从老家托人绣了有他名字的半打手帕。所以，他家逢年过节没有人送礼，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正因为他能以身作则，当时吃、喝、请客、送礼之风不敢抬头；也无人敢去吃、喝、玩、乐。
潘汉年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令人钦佩。他所住的“市长官邸”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最简单的旧家具，而且是已离沪的老房主所遗弃的旧东西，未添置像样的新家具。至于吃饭更是简单。我们3人，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半荤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心安理得，过着满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的日子。我觉得很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几十条漂亮的金鱼，他见此十分高兴，每天早晚和休息日，总在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体的适当运动，我从公安局弄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他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对鱼缸和桌球那样欢喜，可见他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还有一次，我建议他周日到“百家俱乐部”去游玩一次。那里湖光山色，绿草如茵，清静安谧。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通知那些有空的局、处长，大家一起去。”我照办了。那天，二十来个终日辛苦不堪的局、处长和他一起，在那美丽景色和闲静的环境中，在翠绿的草坪上谈心、散步，观赏花木，谈笑风生，还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潘汉年在与沪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严格按党的统战政策办事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中求得更好的团结。他懂得如何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一起贯彻落实党的各种政策法令，并通过他们在同行、朋友中扩大影响。他平日从不指责他们，而是用极平静的态度和言语陈述利害，启发他们自觉地纠正失误，从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取得极大的成绩。至今，这些人除了已经逝世者外，都坚定地跟着党走了几十年，成为各界的带头人或政府的高级官员。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他“右”、“跟资本家走”。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当时由于统战需要，经常召开人代会、协商会，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担任市府委员会的委员。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与党的干部组成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共同对案件进行最后审决。每一案件都事先经过“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共同审批量刑，并送军管会秘书处政法科会审，再经三级分审定案。无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汉年最后审批。虽然要经过这许多程序，但由于都能实行“公文不过夜”而能及时送到反革命案审查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凡讨论中有少数案件被一致认为“过轻”或“过重”的，潘汉年在最后定夺时，对提得合理合法并不违反原则的，一般都接受他们的建议改判，以资更好地鼓励、团结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存在“空职”而是“实务”。其中也有斗争。本市某著名纺织集团的人事科长黄龙华，因长期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并奸淫不少求职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审查委员会讨论时，该纺织集团资方也是审查委员，建议从宽处理，引起争论。会后，我们向潘汉年汇报，他指示组织一个黄龙华罪行调查委员会，让事实说话。当委员们到厂里调查时，工人们群情激昂，许多女工们悲愤哭诉，委员们都深受教育，该资方也深受教育，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民愤大，该杀！该杀！”会后意见完全一致，执行枪决。事后，潘汉年和这位委员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似的照样和他友好往来，合作共事。
潘汉年平易近人，从未当面指责或背后议论过任何人。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都乐意和他接触。每当潘汉年发现某一领导人或身边工作的人员出现失误时，他从不直接指责，而是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启发他们在思考中发现自己的失误而加以改正，所以备受各级领导干部的敬佩和爱戴。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有一次，市府设宴招待朝鲜歌舞团。宴会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艺界人士作东，并在座位上挂有姓名的牌子。当客人们都入座时，交际处长对潘汉年说：有一位作东的没有到会，现在又无法找人代替。潘汉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东人名义作东。我到那个桌上入座时，贵宾们都十分惊奇，说没想到中国这样著名的作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因为在座的都是年轻的艺人，我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心情特别高兴。由于过份的激动，我多喝了点酒，本来每逢宴会时，我都身藏手枪紧随潘汉年入场或离场，但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会昏昏然呆坐在门外的沙发上。后来突然听到交际处长大声对我说：“喝醉了吗？潘副市长要离场了。”我睁开双眼，看到潘汉年仍是那样安详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总要受一次严厉的批评。可是事实却相反。他在车上不发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后，才对我说：“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点睡觉吧！”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时，我怀着沉重心情对他说：“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写一个检讨给你。”他笑了一下说：“检讨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后要注意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宴会上喝过一口酒。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作报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教育、宣讲。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他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他的报告，从不需要秘书代笔起稿。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处得知会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并记下几行要讲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一开始就进入问题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作精辟的讲解。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听者都为之倾倒、动容，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调动与潘汉年分别时，我征求他对我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说：“你热情有余而考虑不足。”我和他相处两年，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好东西和当一名干部应有的品德。但当时我对这一评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体会，因而未能引起重视。直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此而受到挫折，才对这一临别赠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