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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断。对他这个时期工作的评价，1981年冬，在关于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当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变当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
在此期间，潘汉年两次被委派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先后同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两次谈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两次谈判都为潘汉年广泛联系反蒋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打下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于1935年3月代表党中央通知陈云和潘汉年，要他们去上海，准备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先行。抵沪后，中央军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一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他在沪不安全，于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陈云到沪，潘汉年返沪与陈会晤。9月，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赴苏。他们抵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开过，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方针任务的新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作了更切实、更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响应，党同地方实力派开始了广泛的联系。
1935年5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对日态度转硬。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返国的潘汉年同国民党联系。1936年7月，国民党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张冲在香港找到潘汉年，陪他从香港到南京。主持谈判的陈立夫，指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见潘，表示要潘先去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同陈立夫正式会谈。
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融共，所以谈判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但这个时期，面对日本的高压，国民党的态度还比较缓和。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四条，由湛小岑记录。（1）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潘汉年于1936年7月24日到达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布了《关于遏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8、9月间，潘汉年曾两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张所关心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告诉了张学良。
10月，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他在赴沪途中把有关致国民党的信在浦口交张冲转交，到上海后，他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开展统战活动。首先会见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致她的信，取得了宋庆龄对中共工作配合和协助的允诺。接着，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了他们，并与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强、李云等取得联系。在此时期，潘汉年以谈判为主，也领导支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协定草案》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八项条件，并希以此为谈判基础。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他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把蒋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报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全力以赴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后改《抵抗》）三日刊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宣传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促成《救亡日报》出版；帮助成立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使救亡运动扩展到各地；用各种方式开展国际宣传；掩护王稼祥出国；筹募了我军经费、医疗器材等。同时，和“八办”秘书长刘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上海沦陷，他参与安排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国会、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后，12月离沪赴港。1938年春经武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