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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甚至是沦为“孤岛”后，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人员无不经常地聚集在上海进行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活动，因而也一直是我党我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基地。现经回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时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等等。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徐强协同地下党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积极认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在抗战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情况以及上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情况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将蒋、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结，秘密和谈的阴谋活动报中央后，中央就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当时潘汉年笑谓刘少文：这则电讯很重要，使蒋、美、英、法、日都十分吃惊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恼火，抱怨这样的秘密勾当怎么会这样快地泄露出去！敌人的一次重大的诱降和谈阴谋活动就此宣告破产。
上海沦陷后，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至少来了两三次电报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应转移去香港、内地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潘汉年接到电报，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作精心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对上述人士安全转移的任务。而后复电中央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暴露，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些工作；宋庆龄自己也表示还可以留下来做一点工作。后来，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宋庆龄先去香港，潘后走。
我还记得，在抗战爆发后，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发动组织了各种救亡活动，成立了不少救亡团体，动员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人员去皖南地区参加抗日工作。
3。5 一个机要译电员心目中的潘汉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龚饮冰机关做掩护工作。半年后，龚打算送我去延安学习。路经香港，适遇潘汉年需要机要译电员，我遂被留下来。从此在潘汉年那里做内部机要工作达10年之久。所以我认识潘汉年比较早。
潘汉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劳的。1955年4月3日，他却被扣以国民党，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审查、冤狱达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劳改农场。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才使这位我党情报战线上有很大功劳的精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潘汉年的90诞辰，谈点潘汉年在隐蔽斗争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
潘汉年经常对手下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并不很玄妙，但一旦条件成熟，就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当我们的同志设法顺利完成搞到敌方军用地图时，他就说：“这种事全靠平时团结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当需要时就能很顺利地达到目的。如不通过一定关系，即使东西在那里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的典范。例如“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利用敌人营垒的人作为耳目，从而了解到叛变投敌分子的名单和照片，对我们党及时处理和惩处叛徒，保卫党中央组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各种掩护；利用社会上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亲属或子女为我们传递情报材料；太平洋战争时，利用日本人关系及时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于困境的干部妥善安排撤离香港，等等。
二、重视环境与身份一致
他对在白区搞隐蔽斗争的同志要求其语言、举止、衣着尽量与当时所处环境相一致。如我刚到香港，只穿件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装，并要我学说广东话。他本人的衣着是十分讲究的，当时党内有人对此曾有不少微词，他委屈地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俗称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因他经常要与社会上各种达官贵人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大官们，为了工作和应付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他要与普通老百姓相处时，他的穿着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讲求效率，讲求质量
他曾对下面干部说：大政方针是中央综合归纳下面提供的情况反映后作出的，因此我们提供的情况要准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汉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蒋、汪、日来往的一些信函。潘汉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锐的政治战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动所得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如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谈判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这些高质量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应变能力
如有一次，我们的机要交通员对藏在相册里的材料担心长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装在西服垫肩里。事后潘汉年和张唯一曾对下面干部说，对事情的考虑不能绝对化，要有充分准备，更重要是临阵应付得宜，他们曾形象地说安全不安全关键在自己，哪里有真正绝对的安全。别人要是怀疑你，把你剥光，也能找得出来。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的交通员要胆大心细，遇到复杂情况时能镇定自若，机智勇敢，有应变能力。潘汉年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遵义到白区，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当时他在组织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烟贩子里，从容避过沿途敌人重重关卡到贵阳，然后在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帮助下，从柳州、梧州到达广州，再转赴香港。又如1947年后潘汉年在香港办《国讯》半月刊，作为统战工作的宣传阵地。一次在该刊搞总务的同志受到港英当局传讯。事后潘汉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车从该同志家门口走过，他见该同志之妻怀抱小孩在门口玩耍，就知道该同志已没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