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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
三
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经10多年了。我们怀念潘汉年，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而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信任和使用他们，是依靠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政策，依靠共产党员的品格和牺牲精神，依靠共产党员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连的，无论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现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和负责精神。潘汉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董慧的一首诗中，喊出了和着血泪的心声：“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这一天毕竟是盼到了。抚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汉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绩将载入青史，令人永远垂念；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正在欣慰地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一如既往地略尽微薄之力。
（沈忆琴整理）
3。4 在上海“八办”
朱志良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