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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筹备工作一度停顿下来。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陆续释放，组织筹备工作才重新开始。
潘汉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他通过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广泛征求党外进步作家的意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据夏衍、阿英、吴黎平、冯乃超、冯雪峰回忆，在“左联”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潘汉年分别找他们商量。此外，他还找过朱镜我、洪灵菲交换意见，并要阿英会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也能参加“左联”。
根据当时文化界的现状，潘汉年还接受阿英的建议，特意请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的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分头联络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潘汉年主持召开了文化界党员作家为主的座谈会，推定由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几个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起草“左联”纲领，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会议还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筹备小组成立后，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都由潘汉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主持召开了“左联”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会者有沈端先（夏衍）、鲁迅等12人”。这次会议着重“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认真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以后文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对小团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敌人。
在此期间，筹备小组还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以及分工等具体方案，这些工作都由潘汉年请示党中央后最后决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党在会上讲了话，并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用以指导“左联”的初期工作。
“左联”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还成立了另一个文化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也参与发起和筹备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鲁迅、潘汉年、冯雪峰、田汉、郑伯奇等50余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等在会上发表即席讲演，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不久，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