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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受命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谈判。后任中共驻十九路军常驻代表。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代表中共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四条协定。
1934年（28岁）
1月24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6月，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0月，奉命与何长工一起代表红军与国民党广东陈济棠的粤军谈判，达成5项协议，为后来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9岁）
2、3月间，遵义会议后，奉命离开红军前往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8月，与陈云在上海会合，并先后乘船离沪，经海参崴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长征初期的情况。10月，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1936年（30岁）
1月13日，奉命在莫斯科会见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
2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回国参加国共谈判联络工作。
4月，和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5月，在香港广泛接触救国会在港成员陶行知、邹韬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旧情报系统人员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以及友好柯麟、叶挺等。并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由胡愈之起草告全国同胞这样的文件，后来由邹韬奋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即有名的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同时派人去上海打听地下党情况。一面写信给陈果夫望其派代表来港会晤。
7月上旬，在香港会见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去的联络代表张冲。不久，与张冲一起经上海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会面。
7月中旬，由宁抵沪，与冯雪峰会面，共同研究赴陕方案。在沪西一豪华饭店与张学良会面。
7月中、下旬，在沪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
8月8日，由上海经西安到达陕北保安。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在莫斯科、香港、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情况。随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
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陶、沈、邹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保安，经西安、南京前往上海。
10月14日，经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中共谈判代表。
10月上、中旬，从西安到达上海，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面交毛泽东致宋庆龄，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向他们转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与他们建立经常性联系。
10月19日、得悉鲁迅病逝消息后，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组织葬礼活动。
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和陈立夫举行会谈。
11月12日将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电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21日并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1月23日晚，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潘汉年积极发动营救“七君子”运动。
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到上海询间西安事变内幕的张冲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赴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会面，向他们陈述中共和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同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前往西安。
1937年（31岁）
1、2月间，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奔走于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继续执行中共谈判代表的使命。
春。王稼祥、贺诚候船赴苏联治病，亲自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其间，还亲自将方志敏设法从狱中带出的文章、诗词拍摄成胶卷呈交党中央，原件交冯雪峰保存。
3月下旬，陪同周恩来到杭州和蒋介石会谈。
7月7日，陪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中国饭店与刘晓会面，倾听周恩来有关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与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
7月吕日，安排周恩来与上层民主人士、文化界党员干部见面。
8月2日，与夏衍一起看望自日本返沪的郭沫若。并向郭介绍上海救亡运动情况，决定由夏衍当郭的助手。并帮助郭沫若、夏衍和国民党联合创办《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
8月底，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主任。
9月25日，决定由一批爱国革命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国民党部队工作，并由夏衍、杜国库、钱亦石负责。
10月28日，以“八办”名义，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团军费限制、缺乏防毒设备，极望后方同胞捐助。后杜月笙捐献了1000只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
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界知名人士阐述在日军占领上海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希望他们撤离上海。并妥善安排宋庆龄、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士撤离上海。
12月10日，和夏衍同船撤离上海到香港。
1938年（32岁）
2月，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旋即返香港，与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领导工作，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仍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以地区负责人身份参加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会后，留中央社会部工作。
1939年（33岁）
4月涸眼疾，去香港治疗，并负责了解敌后的情报工作。行前和社会部领导一起研究敌后情报工作问题，并就争取、分化汉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见。
9月下旬，由香港抵达上海，建立上海情报工作班子，先后建立与延安、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
10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根据中社部决定，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0年（34岁）
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两地，组织指挥上海与华南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
1941年（33岁）
2、3月间，通过秘密交通线，将从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一批重要干部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向中央提供了“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战略情报，以及日军准备南进的情报。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作重心移至上海。并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取得合法身份，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与各方面配合，在日军严密封锁中，疏散在港的各方面人士800多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
1942年（36岁）
4月，会见李士群。李士群提供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计划。
1943年（37岁）
春，华中局情报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华中局情报部成立，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继续领导上海、南京等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
4月，奉命前往敌占区了解敌伪“扫荡”、“清乡”计划。在南京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与汪精卫会面。随后即返回淮南根据地。
参加华中局整风运动，并向干部作整风辅导报告。对扬帆受诬一案，参加审查，实事求是纠正错案。
1945年（39岁）
2月14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4月，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和接见。会后留在延安，仍在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6年（40岁）
3月，离沈阳到北平。旋即奉命到南京参加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工作。
7月，陶行知逝世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正在上海的许多进步人士一一进行了解，并给以多方面的关心与照顾。
9月，根据周恩来指示，与夏衍一起离上海到香港，在港主持统一战线及隐蔽战线工作。
1947年（41岁）
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所属香港分局，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
1948年（42岁）
5月，就即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事，和各反美反蒋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联系和组织港商同大连、烟台等解放区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