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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9。8 敦厚长者“胡越明”
叶凡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处弄堂房子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她母亲逝世后不容于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进我家的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简陋的亭子间。她就在这里开党小组会、支部会……后来，她介绍我入了党。我家周围环境很简单、安全。党的领导同志也常来这里碰头、谈工作。这里先后掩蔽过5个女共产党员；油印过党的秘密文件。后来，区委书记竟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也带到这里。1942年夏初的某日，刘晓同志带了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领导同志来到这里。这位同志非常和蔼，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派斯文。一进房间，他就对我说：“我们年纪比你大得多，不能说是你的同学，你就说我是到你们学校向女学生推销丝袜时认识你的，到你家来是为了请你帮我推销丝袜。他（指刘晓）是我带来的。我的名字是这个，电话号码是这个。你遇到什么问题时，可以打电话找我。”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就递给我。我一看，铅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写的是10789五个数字，写得潇洒流畅，我至今还记得。另外还印着什么头衔之类的，我没有注意。刘晓同志说：“我们在这里谈话时，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里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客人关起门来，主人家却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听我们的谈话。”
其实，我哥哥上学去了，母亲出去搓麻将了，别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学们来来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