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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汉年在九龙弥敦道方方同志住处开完了会之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我们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问我：“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由中央决定吧。”他说：“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讯一到香港，我们就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八楼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会。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来宾。记得汉年也在这里露面，但他站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几位熟人谈话。
大约是在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汉年、夏衍两同志和老夏的女儿“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开赴天津的“东方号”。我们乘的这艘“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一个可以眺望天际的宽敞餐厅，在吃了饭之后，只有我们三人在谈天。从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个昼夜。由于空闲，自然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了。谈话的主角当然是汉年。谈些什么呢？内容现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只能写下一些题目，例如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我们大约是在5月5日从天津到达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先后接见我们，负责对我们安排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时，恩来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侧面的房子里（后来毛泽东同志进城后，恩来同志才搬住西华厅）。他就是在颐年堂同我们三个人谈话的。他告诉我们：“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下去的。”关于工作，恩来同志对汉年说：“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咬给老夏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四
进入上海之后，汉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不久，提为第三书记。陈总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汉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刚刚解放的几个月，重点是帮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重点就在上海了。我那时是上海市委委员，并先后担任市委统战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财委和市府秘书长等职务，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汉年同志把关的。从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调离上海的3年4个月间，因为工作关系，同汉年几乎天天见面。在这期间，汉年有几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进入上海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同志怕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不敢同他们来往。陈总在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远瞩的。解放后一个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的四楼会议室开会。他同汉年都做了长篇发言，用爱国主义去教育出席会议的人们。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他们。当时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见到共产党，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来开会的，听到这些入情入理的报告之后，情绪逐步稳定了。一些在香港观望的人物，也逐渐回来了。刘鸿生老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回来的。鸿老一回到上海，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六七月间，几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请陈总和市政府几位负责人吃饭。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吃资本家的饭，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犯政治错误。陈总笑着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伯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汉年支持了陈总的意见。吃那餐饭，我也参加了。实际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时已经参加了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汉年经常对我说：“要同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统战工作，是得到陈总的亲切领导，也得到汉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样，在打击了投机倒把，在财政经济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之后，物价稳定下来了。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虚假购买力，也骤然消失了。为了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中央财委在1950年4月间召开7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海市委接到中财委的电报时，进行了讨论，汉年同志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才好，因为他们对市场困难的情况，会比我们的干部更加了解，这样，他提出要副市长盛丕华老先生也出席。陈总和刘晓同志都同意这一意见，并向中财委提出这个建议。陈云同志批准这个意见。这么一来，天津的副市长周叔彛舷壬膊渭恿耍诒本┑某率逋ê突蒲着嗟扔牍ど探缬忻芮辛档娜耸浚膊渭恿恕Ｄ谴位嵋椋唤鲆蛭┐罅思庸ざɑ醵饩隽斯ど探绲睦眩页晌颐堑惩沤崾胤üど桃嫡撸┐蠖怨ど探缤骋徽较叩幕嵋椤Ｕ庖坏愫耗晖臼怯泄毕椎摹�
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1952年进行了“五反”斗争。陈毅同志在市委的会议上提出“两路分兵”的主张，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中，进行交代，互相揭发，而工人群众则在厂里背靠背地对资本家进行揭发。至于其余的资本家则在工厂商店中，由工人群众面对面地进行揭发。中央批准了陈毅同志的这一主张。集中在上海市政协的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共303户，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而以大资本家为主。这个战场是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他指定汉年和我参加这一工作。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而具体工作则由我出面，陈总交给我们的方针是：“对资本家的五毒问题，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必须清查清楚。但是，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这就要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在这三百多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汉年对这个问题体会得很深，他说：“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