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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赏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及他的知识分子实践，他是一个既有话语同时又付诸实践的典范，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几个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了，因此2003年萨义德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觉到一团火焰熄灭了，他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也带走了知识分子心灵最猛烈的燃烧。萨义德的存在和离去，都沉重地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也由此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后，他的声音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他的言说才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放射光芒。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当下缺失已久，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建树，许多专家和学者确实为人类知识的建构贡献着自己一生的心力。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专业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在走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后，对世界表现出一片茫然，在知识之外，社会责任、公共关怀、批判精神都如风过耳，更遑论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以为，当作家、学者、教授不再为真理而思考、而写作、而言说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在遍布世界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言说勇气尤为重要，社会良知决定了你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和参与，言说勇气则决定了你在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态度。我觉得，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为弱势者呐喊。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分子大多局限在学院、科技、新闻等单位，他们依靠体制生存和实现价值，享受着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吃穿不愁，如鱼得水，很难跨越体制的框限表示公共关怀；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纯粹的精神立场坚持言说的权利，也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知识体制是一个庞大坚固的怪圈，一方面你必须是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专业权威，你的声音才会有到达和影响社会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体制又不看好你在体制之外的批判声音，因此你的发言就不会非常自由。萨义德坚持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但是他的身份也没有能够脱离学院的局限。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仍然给我们显示了特殊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在知识体制之内与社会的链接。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超越一己的私利，质疑既定的秩序，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状态，以放逐者的心灵探索事实的真相，从而构成对公众事业的业余关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难承当，也更需要是非坚持和责任言说的勇气，但却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你坚持了一点点，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之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靠近这个目标。也许我不能像萨义德那样奔走呼号，影响大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文化症候，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和提倡社会应该守候的文化理想。一个时代应该有多种声音，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异声的搅扰，这个声音会打破许多人沉醉的享受，会让许多人睁开蒙眬的睡眼。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是一个城市选择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也是知识分子批判言说的根柢。我渴望生命的舒展，也相信生存于斯的众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然而这样的愉悦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扬弃甚至撕裂才会走向实现的可能。正如大漠所说：“作家应该勇于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文化的外延与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让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和立场一起显现出来，来共同制造这个城市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公共参与也许会增加我们的负累，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骂名，也许还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城市因为你的声音和牺牲而有所改变，并且让精神的领地能够广阔而持久地传承，我们的灵魂就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安宁。”
一种文化的倡导不是某个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而且肯定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但是首先每个个人都要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它是每个知识分子有勇气质疑和挑战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也是把握社会文化方向的矫正器。因此，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化表达具有最大化的覆盖面积，不管接受与否，无论侮辱赞美，我相信，只要声音到达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青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连起一片参天大树。当然，这是我乐观的臆想，也是我对未来的祝福。
四
我注意到，在这两次网帖中，大漠有一个中心表达，就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和《现在谁还需要藏獒》都描述了作家面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思考与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表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后者则阐发了作家对现实的呼应，两种态度产生了两种结果。这种言说正好契合了我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的解读，也成为我对自己写作态度的参照和反思。
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据守独立的生命体验进行写作，这种体验里包括经历、阅历、思考、想象、情感等等，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现实真相，直面社会文化危机，无论是体验还是写作，都是对现实的高度精神认知。这就决定了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又要在现实中发现存在的痼疾并且勇于表达，不能流俗，更不能随波逐流。一个作家应该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洁的生活，坚守纯粹独立的精神品格；入世则是对现实怀有关怀的热情，守住自己的良知，坚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无疑会使一个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这种疼痛迫使他不断地寻求一种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并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欢。作家的使命就是听从现实的切割和驱使，把他听见和看见的社会与自然的内核昭示于人类，他的疼痛就是现实的伤口。作家对现实的发现是孤独而饱满的，这正如我的独自行走，既遗世独立又与荒原深处的生命之核遥遥呼应，仿佛我是大地遗落在民间的一个孩子，在精神血脉上与大地紧密相连，气息相通。我向着荒原的腹地出发，渴望与大地的精魂相遇，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领我向上飞翔，才能锻造生命的纯粹与高贵。我也知道，我与荒原的对话总会在人类对自然挤压的缝隙中发出声音，因为我对于生命以及使命的领悟来源于荒原的启示、宗教的灌顶、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担。
一个这样的生命注定了其写作的向度：一方面，他要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这使得他几乎是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社会文化症候，他必须坚持真正体现独立人格的写作。因此作家的声音必定是孤独的，他常常要破坏很久以来人们遵循的戒律和规则，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说中写到过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实现，因为作家更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每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牺牲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能在崇高的名义下驱使生命怀着绝望和恐惧走向内心的崩溃，走向黑暗的深渊。我对撒哈拉之心的网帖印象很深，他在大漠第二次的网帖中曾经说到我和王小波的精神相通，我非常喜欢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次我特意重读了王小波的《个人尊严》，他说：“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王小波认为，“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东西是被拿来用的，而生命才是鲜活的本体。任何经历了中国文化秩序和非常时期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保留某种人被作为“东西”的记忆，并且深知这种记忆的历史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