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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香波王子，香波王子拯救了王岩。王岩要去拯救谁呢？他是警察，当然应该拯救罪犯，这是我留下的一个空白。
傅小平：一个缉拿疑犯的警察，最后却被疑犯感化皈依宗教，这是小说中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王岩这个人物的蜕变过程，也颇能体现身为普罗大众的灵魂拯救之路。遗憾的是，或许是过于专注于叙述的技巧，我没能从小说中理出他思想转变的过程。
杨志军：首先王岩是个本性良善的人，他追杀罪犯自然是为了惩罚邪恶。但当他发现原本认为的邪恶其实是高尚是美好的时候，他自然会转变。他的追捕也是寻找信仰的过程，是洗涤灵魂的过程。他洗涤了自己的污垢——抛弃珀恩措以及珀恩措的哑巴妹妹、无意中酿造了车祸等。他有很深的忏悔，忏悔让他更加迫切地寻找解脱，解脱的办法就是依附信仰，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他和古茹秋泽喇嘛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正是古茹秋泽喇嘛启蒙了他，让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警察，一个护法金刚似的正义的警察。
傅小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保持自己独立特色的地域文化愈加稀缺，随之也愈加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或许，正是在好奇心和窥视欲的驱使下，近年探秘西藏文化的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作家也正是得益于对西藏的书写，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声称自己试图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给读者呈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却往往是让人越看越玄奥、神秘，作者也似乎有意渲染这种迷离、错乱的异域风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对西藏过度阐释的问题？
杨志军：你的感觉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这不是过度阐释，而是发掘不够，阐释不清。越神秘越写，越写越神秘，不写西藏的许多作家也在这么做。但是文化可以繁复再繁复，宗教可以神秘再神秘，但信仰却必须清透。《伏藏》就是想告诉读者一种清透的信仰、一种明快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起点和终点：爱。或者彼此相爱，或者大爱。
傅小平：鉴于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普遍事实，一些作家力图从被主流所遮蔽的边缘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比如，前些年张承志写的《心灵史》，发掘了回族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比如，张炜在很多小说中对齐鲁文化的激扬。也是出于同样的追求，在《伏藏》中，你通过讲述一个悬疑故事，意在发现一种真正的西藏精神。
可以说，这种追求未必能真正疗救人们的灵魂，其姿态本身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不免感到一种隐忧。放眼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长缺失，必有其值得反思和批判之处。然而，无论是张承志、张炜，还是你，都对自己认定的精神资源，持一种近乎无条件的激赏与推崇的态度，这似乎背离一个严肃作家所应具有的独立的文化立场。
杨志军：我没有放弃文化批判的立场，无论是《藏獒》，还是《伏藏》，或是我过去的作品。《伏藏》本身就是反思文化、宗教和信仰的结果。但反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揭露吗？摧毁吗？不是，是建树。因为我更在乎的不是历史的黑暗，而是灵魂的拥有、爱情的永恒、人性的魅力，是我们永远都在期待的光明和感动。从《藏獒》开始，我就认为建树一种心灵比摧毁一种心灵更迫切，也更艰难。用几天、几个月的功夫摧毁几百年的建树，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从“藏獒精神”到“西藏精神”，我就想努力建树一种具有普及意义的精神价值，建树一种人人明白的信仰理念。为了建树，我睁大眼睛盯着历史，有一点光辉我就要放大。因为这是照亮现代人心的需要，也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也许我的建树说服不了任何人，但我能说服我自己。没有信仰建树的冲动，就没有《藏獒三部曲》和《伏藏》。作家应该是悲情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就是这样放大了悬疑的价值。
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
傅小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信仰真空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这些年，明星、名人参道、信佛几成一种时尚，旅游爱好者去西藏朝拜的热度也一直不减。前阵围绕信仰的真伪之辩，道士李一辟缙云山清修的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这乍一看是大好事，人们至少对信仰的构建投注了自己的热情，但细想下，所谓的信仰，又似乎只是有钱有闲人士的特权。作为一个信仰的身体力行和忠实追随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志军：你说的都不是我理解的信仰，你说的是宗教，是急功近利的临时抱佛脚。有钱有闲人士的烧香磕头，和信仰从来不沾边。在我看来，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要分开讲，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所以，我的主人公掘藏大师香波王子是个世俗的人，而非高僧大德；修炼“七度母之门”的古茹秋泽喇嘛甘愿放弃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职位，去做一个改变家乡面貌的乡长；仓央嘉措最终由教主领袖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宗教进入世俗，由佛性回归人性。信仰因此而更加纯粹、更加赤诚美好地凸显了出来。
傅小平：就信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追问下去。或许因为信仰的难以界定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同时也容易被滥用。比如，我们有过社会主义信仰，这种信仰有段时间却成了盲从，最终导致了“文革”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正是冲破这种信仰，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人性得到了解放。然而，失却了信仰，我们却感到如此的茫然。
于是，我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国学热”应运而生，曾经失落的儒释道的文化理想，似乎又从国学大师们活灵活现的宣讲中复活了起来。细一看，“国学热”热了那么些年，其实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素质，倒更像是成了一种时尚的争逐。其实，这也用不着奇怪，试问在我国，信仰即便是在我们从物质困境中解脱出来后，又何曾从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剥离出来过？
当然，你说的信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扬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信仰更关乎个体生命的完善，却不具有对他人的约束力。而群体性的信仰，可能使社会趋于完善，也可能导致恶果。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信仰，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杨志军：首先国学不是信仰，因为它先天缺少主宰灵魂的力量。国学因其古老而日益变成了一种学问和知识，而不是改变国民素质的法宝。是期待出了问题，不是国学出了问题。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灵，而不是物质困境。实用和功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
任何脱离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谓“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动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现。我们说“这个人坏得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丧失了道德性和社会性。道德性好理解，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环境的理想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种平等、利他、尊重、包容、爱人的良好风尚。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历史中的不朽的精神价值观。
许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你若问一个磕着等身长头、千里迢迢去拉萨朝拜的普通牧民：为什么要这样？他会告诉你：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他为全人类祈求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种自足宁静的心境和一个好的来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