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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个月，就算一个星期从西宁来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们开始交往了。陈妤从来不去西宁找他，都是他从西宁来海晏县的县城和她见面。不打电话不写信，下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在这一次见面中说好，如期而至，风雨无阻。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又是一个冬天了。
海晏县的司法部门正在审理一宗强奸诱奸案，由于案件有点奇特，报社让我去摸摸情况。行前我给李国权打电话，他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见见陈妤，她还问起过你呢。”火车上，李国权对我说：“陈妤这个人不诚实，她怎么连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告诉我？”我说：“她为什么要告诉你？”李国权说：“她当然得告诉我，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我说：“也许她的工作不太好，不想对别人说。”李国权说：“工作不太好告诉我呀，我帮她调，只要在西宁，只要不离开青海，有的是办法。”
县城到了，陈妤就等在火车站。她好像更漂亮、更水灵了。说真的，我也是个青春激荡的人，我也很喜欢她，只是李国权捷足先登了。该死的李国权！
在他和她经常约会的西海饭店，我们一起吃饭。李国权说：“今天我们俩跟你去你们单位看看吧？”陈妤说：“不行。”李国权说：“你总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妤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行。”我说：“你就让国权去看看吧，他想给你调一个更好的单位。”陈妤说：“没有更好的单位，我们单位是最好的。”李国权说：“是吗？那让我们参观参观嘛。”陈妤说：“你怎么总想去我们单位？你是什么人？”李国权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陈妤不说话了，有点生气的样子。我匆匆吃了饭，然后就告辞去办我自己的事情了。
海晏县的这宗强奸诱奸案真是有点奇特，一个算命打卦跑江湖的老头，在来到海晏县的一年多里，强奸诱奸了十几个妇女，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少女。每次作恶前，他都要说：“你梦见原子弹了，你肯定梦见原子弹了。原子弹是什么？我给你看。”奇怪的是，所有受害的妇女都没有告他的状，所有这些妇女的丈夫在知道甚至看到他的恶行后也都没有告他的状，告状的是一个与强奸者和被强奸者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对我说：“多丢人啊，我们这个地方尽出这种事。什么原子弹，这个算命的老迷信，他把他自己当成原子弹了，真不害臊！”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句：“美国，我操你，用原子弹操。”美国是原子弹的肇始者，它的诗人这样诅咒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强奸诱奸案的案情，觉得它涉及到许多人的隐私，不好报道，就钻进海晏县委去省上开会的车，打道回府了。我没有告诉李国权，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西宁的。
一个月以后，李国权来青海日报社找我，神秘地说：“你知道矿区是出什么矿的？”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根本就不出矿？”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就是国营二二一厂？”我还是摇头。他说：“你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什么的？”我说：“只知道是保密工厂，具体制造什么不清楚。”他说：“是制造原子弹的。”我愣了：“制造原子弹的？原子弹离我们就这么近？你听谁说的？”他说：“听谁说的你别管，反正消息绝对可靠。怪不得陈妤神秘兮兮的，我下次见到她一定要旁敲侧击地问问她，看他对我老实不老实。”我说：“对，你一定要问问她，你们的关系不一般了嘛，她应该告诉你。”李国权说：“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她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制造弹头的，还是制造弹屁股的，或者是搞设计的，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是保管绝密资料的。”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是他和陈妤约会的日子。他去了，也问了。据他说，陈妤当时根本就不承认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她说：“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也没听说过。我们厂就是一般的国防工厂，就跟国防公办系统的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一个样。”李国权说：“你对我撒谎，你不信任我，你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密的人。”她说：“这跟我的工作是两回事。”他说：“不，一回事，我有权知道你的一切，你也有权知道我的一切。其实十二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对我还保什么密啊？”她说：“我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对你很重要吗？”他说：“老实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诚实，你对我的信任，你把我和你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陈妤说：“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他们吵起来，不欢而散，连饭也没有吃。
后来李国权和陈妤又见了一面，或者两面，或者三面，总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国权就变得失魂落魄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陈妤了。他说：“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通信地址，你说我怎么办？我每个星期天还是去海晏县城，还是去西海饭店等着，可我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矿区找找她？”我说：“最好你别去找，如果矿区真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去了对陈妤不好，人家还以为你是陈妤叫去的呢。”他说：“没错，我绝对应该为她考虑，可是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并不听你的话，你说怎么办？”
李国权还是去了，他当然没有见到陈妤，甚至都没有看到二二一厂的围墙。他在辽阔的金银滩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时，突然被“六号哨”的军人从背后抓住了。军人严厉地望着他：“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干什么的？”“我妹妹在矿区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来，这里是禁区你不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母亲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谎言赢得了军人的同情，军人没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又通过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省广播电台，证实有这么个人以后，监视着他走出了禁区。他灰溜溜地回来了。领导找他谈话，说：“谁让你去二二一厂了？不要以为你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不是小事，公安部门都过问了。”
李国权来报社找我，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如何见到她。”我说：“还是老办法，去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每个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从此就不出现了。”李国权说：“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国权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在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陈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去海晏县的火车上随着广播九转肠回地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更不知道在等不来陈妤的时候他是如何从内心深处斩断了自己对这个美丽女性如痴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长驻记者，辗转在祁连山的农业区和牧业区采访，等一年后回到西宁，便听说他已经走了，随同父母调到西安去了。他们全家都是陕西人，父母要落叶归根，他也就“见异思迁”了。耿耿寸心的李国权就这样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偏执地认为，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遥远的金银滩。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早退的我从报社大楼的楼下又拽了上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杨记者你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陈妤。”我愣着：“陈妤？”她说：“我是从海晏来的，刚到西宁。”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来了：“记得记得，你是矿区的陈妤。”
我们在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见了面，然后又到西大街的鱼餐厅吃饭。陈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苍白。她说：“我给广播电台打电话，听说李国权调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打听。”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也是路过西宁，顺便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我问道：“你是回家？探亲？”她说：“不是，我调走了，要离开青海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