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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经历过由麻雀变雄鹰的过程。这也是由乡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乡绅地位比农民高级，不用花时间忙种田拉车的粗活，他们有的是时间瞎琢磨。反正民间闲人一个，没政治任务，思想没压力，琢磨最容易闪灵光。
左宗棠自己就认为，他的学问，全是在空闲时琢磨出来的。“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乡绅将想法一行动，麻雀可能变雄鹰，从路人甲变领衔主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左宗棠议论时政，就是跃跃欲试，“天闲星”想做“天智星”。
乡绅的劣势，是进一步做士难，退一步做农民也难。但只要有社会关系，能够“通天”，则比官员更能运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脱颖而出。左宗棠够幸运，贺长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都被他碰上，对他开了“天窗”，让他从窗口出发，越走越远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左宗棠站在民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比一般士人接地气。
接地气则可以懂人，懂社会，做事实在，动手能力强。治国平天下不是做学问，不能靠背书就可以实现。最需要的是动手做。除了实践，还是实践。
当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前主动让位，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了称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后顶着他们的位置，迎难而上，靠的全是实力。
左宗棠论真才干、真本事，同时代确实难有人可及。不因为他真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岁前乡绅生活与幕僚生涯的反复锤炼。
左宗棠自己认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于湖南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间的生活经历，让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他处在边缘时刚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吸收长存民间的地域性格真气。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时，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无用之学，作用果然远超过四书五经。
左宗棠个人成长中，具体是怎么形成“好战、憋屈、自卑、叛逆、倔强、自强、极端情绪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狂放、一鸣惊人、好走极端”这些性格特质的？
首先源自穷苦。左宗棠生在家道急剧衰落的“乡绅世家”，困窘的家境，穷形即显尽相。
俗话说，“自古磨难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穷苦人家饱受憋屈、自卑，都盼走富贵运。左宗棠被家人说成是“牵牛星降世”，说穿了只是一种美好寄托。
少年左宗棠的成长，穷苦与自卑，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词。这很容易造成边缘与自卑的文化心态。战神蚩尤、楚王熊绎、楚庄王熊侣，楚大夫屈原，都有过这种心态体验。
叛逆心与倔强劲，只有穷苦与自卑才可以激发出来。显然，这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的刺激，几乎贯穿了从少年到青年左宗棠心理与人格定型的全过程。从科考落第到倒插门周家，左宗棠享受的不是金榜题名在湘阴文庙前骑高头大马的荣耀，而是一连串不幸的心灵打击。
对一个自尊被严重刺激过的人来说，打击只会强化自尊。自卑与自尊，如影随形。
左宗棠的自尊心强大到几乎过敏。印证是李鸿章说他“胸有鳞甲”，左宗棠自己则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自卑者防范意识很强，他“虑事太密，论人太尽”的特点，就是在这种心态里形成的。
“负能量”的积聚，靠不断的人生打击。对害怕打击的人来说，挫折是万丈深渊；对敢于直面失意的人来说，挫折是一块跳板。
左宗棠“燕颔虎颈”，不怕打击。失败压不垮的他，“负能量”就像岳麓山下那个“自卑亭”，开始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发他转化出“正能量”。
这有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
自尊到过敏的男人，自我意识会强烈到无以复加。过强的自我意识，提醒人时刻区分“人、我”。这就是人本能中的独立意识。
独立见自我，就不会压抑性格，而选择直来直去，这就是刚直。
刚直的左宗棠朋友不多。连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要忍不住批评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但刚直的人，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点：真实、义气、有责任心、敢担当。左宗棠刚好可以免去人三鬼四的交道，不浪费一点精力，交到一些真心有大才的朋友。
朋友过少，容易孤独。孤独感会强化叛逆心与倔强劲，在倒插门那12年里，不断被人嘲笑、否定，让左宗棠内心生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心力。
这股心力是一种在憋屈中养成的气，杂糅着怨恨、愤懑，充满了攻击性。用到打仗上，可以造成气势如洪，带兵靠胆魄与气势就能取胜。楚军、西征军、恪靖定边军主要靠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气势取胜，是左宗棠个性应用进军队的体现。
这种心力转化换来荣誉，就是慈禧夸奖他的，“外国人怕尔声威”。后人也因此评价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一生处处见“我”。“独立、自我”，已经溶入血液。
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别人为中心，这是文明教化的结果，超越了人的本能。
但中国传统的核心，教导人要有超越性，“舍己为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群体意识”。
左宗棠用自己的言行，颠覆了中国传统。
反传统而行的左宗棠，更像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与野性、自由的气质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外向的文化人格。
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援越抗法，或者荷枪实弹闯外国租界，都是左宗棠外向文化人格的表现。他从传统的反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巨大缺陷。
“士人风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真相、认死理，这就是湖南俗话中的“霸蛮”。
“霸蛮”有利有弊。但没有“霸蛮”精神，做不成大事。章士钊就曾热情地称赞这种精神特质：“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霸蛮”精神需要一种强烈的自信来支撑。
有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直接表现出来自信。一个连举人都险中的人，坚定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但左宗棠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对自己的缺点也看得同样清楚。他在家书中与长子左孝威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
这就是自知之明。看清自己的优点，也知道背后的缺点，可以规避许多错误。“婞直狷狭”事实并没有在事业中拖后退，对左宗棠一生成功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属于“正能量”。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左宗棠自己怎么看待年轻时的狂放呢？晚年，他以一个苦事历尽、难事做尽的老人经验，这样总结：“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他承认自己年轻时确实狂放。但他用实践证明，年轻时狂一点，对成才大有帮助。
左宗棠知道，个性有人喜欢、有人恨，他怎么看待自己个性一生？
他十分豁达，说：我这个人，平生与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但我从来不强行要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将就别人。对一切毁损我的，赞誉我的话，我都像聋子一样听不到，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用话毁损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损害我；赞誉我，也不能多带一点什么给我。毁损我不能掩盖真实的我，我为什么要在意？赞誉我反倒可能夸奖过了头，变得好像在夸奖别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在意？至于“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我也懒得去理会，如果要我做个自我评价，我就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5＇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