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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勇不是“经制兵”,非国家正式军队,他们跟太平军一样,起于陇亩,经费自理,唯一的不同,是枪口对谁的问题;太平军专心来消灭朝廷,湘勇在帮朝廷作战。
只要湘勇调转枪口,就成了“湘勇天国”。而朝廷在军费、粮饷、编制上,对它根本无法管制,这正是担心的根源。
曾国藩不能说对倒戈夺权之计全无想法。他考虑后,发现不行。根本的原因,(W//RS/HU)首先在自己的旗子上。
1853年,曾国藩一介书生领兵,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道出了他兴师的理由,是太平天国引进“拜上帝教”,根本是个邪教,将中国传统的道统全部破坏了,弄得“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道统既坏,曾国藩要以捍卫文化的名义,来驱邪立正。
为了说明起兵的合法性,他将正义性进一步扩大化,说:“将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天下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不能再袖手旁观,而应该站出来捍卫道统、文化。而我曾国藩不过是这千百个读书识字人中的一个。
中国古代有名教,名教崇拜文字,认为字有灵性。出师的名义,落纸成文字,既是号令部队的旗帜,也是对外宣传的文告,还是百年后的墓志铭。既不好改,也不能改。
比较三国,蜀国的政治纲领是“兴复汉室”,刘备早期一直打中山靖王刘胜的牌子。但刘备骨子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兴复汉室”,而是要先“三分汉室”,再“自创汉室”。
但口号既然弄得天下皆知,道德正义就成了他的立国之本。为了这个口号,诸葛亮明明知道“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迫于道德前后要保持一致的压力,不得不六出祁山,穷兵黩武,霸蛮去“兴复汉室”,最后将自己弄成个军事实力跟不上个人能力的好战分子似的。
蜀国是被立国之前这个政治纲领拖累亡国的。
曾国藩熟读“三国”,看清了这点。他是文人,通历史,重伦常,内心顾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后周武夫赵匡胤上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立为帝。
左宗棠极力主荐湘勇倒戈夺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左宗棠来说,则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
他既非进士出身,也非体制内成长起来的高官。他的民间独立身份一直明显:跟张亮基合作,他是打酱油的;跟骆秉章合作,他是帮忙的。相见则同欢,不欢各分散。他没有发布任何檄文,也没有以任何口号,来号令属下卫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军,目的是“保卫桑梓”,热爱家乡跟保卫政府,没有多少关系。
曾国藩的道,是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将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实的一面,全部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变、掩盖,真实的曾国藩,云遮雾罩,云深不知处。
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学,“求真理,立功业”。
信奉“经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论基础,一心梦想做当代诸葛亮,是“立功业”的行动基础。这些都不可能被集权的意识形态所桎梏住。
但曾国藩即使夺权成功,只会被后人归为王莽一类。已经位极人臣,权力的诱惑,无法激发他再生出巨大的贪婪心。而夺权的目的,无非想名垂青史。现在湘勇已经功勋卓著,顺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夺权反倒可能遗臭万年,不如不动。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曾国藩反复权衡倒戈利弊后,得出来的坚定结论。
即使这些顾虑用“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莽撞与冒险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国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决定他做不出来。
曾国藩受教育路径与左宗棠完全不一样。曾国藩一直是体制内熏陶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与磕头中,几乎已经沉淀为他的基因螺旋。“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封建官僚的规矩、保守、固化程序,让他瞻前顾后,丧失了“豪雄盖代”的气概。
以曾国藩谨慎的性格,对夺权成功后,能不能稳住阵脚,维系长久,也没有多少把握。湘勇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军势力脱离出去也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捻军起义、回民叛乱,西方列强的眈眈虎视,曾国藩都会将它考虑成政治与军事风险。
而且事前他没有这个打算。事非预不立,曾国藩办团练时理想就是卫道,而没有想过倒戈,中途也就没有夹带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积军队,专留作推翻朝廷用。临时变动计划,会多么粗糙难成啊。
作为湘勇统帅,周全考虑下来,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政治纲领,他们没有。
太平天国往小处说有“天朝田亩制度”,往中处说有“资政新篇”,往大处说有人人平等的“天国理想”。
湘勇如果夺权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甚至只是朝代的中期过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个“后清”政权。这在当时可以过把皇帝瘾。除了叠床架屋瞎折腾,历史进步作用,几乎没有。
不错,曾国藩与左宗棠发起的洋务运动,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与技术思想的实践,属于新鲜血液,正能量,能引领未来。但纯粹的科学与技术,不能当作引领政权的意识形态。
何况,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目的只在维护政权稳定。1861年,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只生产子弹、火药、枪炮。这与左宗棠创办甘肃呢织总局,专注民生大异其趣。而不着眼民生,先军政治,这样的政权没有未来。
事实上,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之所以垂帘听政成功,正在于对政权制度有创新,她的权力结构,有内阁责任制的特点:皇帝保留问责权,办事实权在宰相手中,五个军机大臣,行使宰相职权,已经打破了皇权独裁。
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逼得皇权现在必须下放分权。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开始萌芽。谁能在意识形态上引领未来,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显然,精通传统儒学的曾国藩不懂得这些。他所以办洋务,因为在技术上他信奉经世致用,但作为整个满清王朝第一号的理学大师,在意识形态上,他是集权政治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讨粤匪檄》已经说得很明白。太平天国即使被他定义的邪教,但多少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而曾国藩刚好对这些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华夷之辨”,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立一个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度保守的观念,与国门已经洞开,时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意识,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无论是否夺权,无论夺权是否成功,意义都不大。
湘官们密谋问鼎,只能心中想想,变不成行动。
这也注定了,左宗棠还要与朝廷合作。通过政府这个平台,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国家与社会完全混同的19世纪的中国,官职与爵位,让左宗棠与普通官僚无异。诸葛亮是一个国家理想主义者,现在的官员左宗棠,最醒目的价值,在于他朴素的国家理想主义追求。
左宗棠心忧天下,忧的是天下苍生的幸福,这种政治理想,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发展。
清朝这座大房子,在迎风摇晃。忧心的左宗棠要马上赶过去,打下地基,建造梁柱,支撑这座将倾的大屋。
一个擅长打地基、造梁柱的“建筑工”,声称必须多造顶梁柱才能救朝廷,这时碰到一个专门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声称给腐朽木刷红漆、粉饰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筑工”碰到“裱糊匠”,狭路相逢,都要对这座房屋来做修理,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斗?
中国边防保卫战,即将打响。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题名“烟波致爽”,将它列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携东、西等后妃出北京至热河避难,居于此殿。
'2'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