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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房屋的过早损坏，但这些规定可能被遵守也可能不被遵守。事实上许多公共住房工程完工之后不到几年就损坏得不能住人，有门路的人相继搬出去，留下来的空房子成了贫民窟，甚至变成吸毒和犯罪的场所，于是房子更加破损得像“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与住房计划有联系的是城市复兴计划，它规定政府出钱征用需要重建的地段，然后多半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显然，得到好处的首先是得到低价地皮的房地产经营者。而那些需要重建的拆迁地段往往是黑人和低收入人们的聚居处。结果是城市复兴计划拆掉的是黑人住房，重建起来的房屋是供中上等收入的白人居住，也就是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这与复兴计划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这里的毛病也是出在政府的权力机构介入了经济事务。如果这些有待重建的地段确有复兴的客观条件，会有房地产经营者以合理的地价和拆迁补偿来从事开发。如果能达成开发协议，说明各个有关方面对协议都是满意的。现在的办法固然也使各方满意，但那是借助于国库的支出，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最终倒霉的是一般老百姓。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与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大学、教会和公共机构，靠着这种城市复兴计划，来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这种靠着权势来取得利益的做法，增加了“计划”所产生的流弊。
医疗照顾是美国花钱很多而群众意见又很大的又一个方面。过去，政府也出钱资助一些医疗保健事业，例如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现役和退伍军人的医疗照顾，当初这笔钱的数字不大，到1960年还不到5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1965年开始实施了医疗照顾和补助方案，开支迅速增大，1977年己达680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4．5％。全国的医疗总开支中，经政府的手花出去的钱从1960年只占25％上升到1977年42％。在此期间，固然医疗设施也得到改善并在增加，但费用增加得更快，其结果是医疗的价格上涨了许多。这里起作用的是由于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使浪费增大和医务界的行业垄断，限制了竞争。这样，就把价格抬了上去。
医疗照顾的实质是政府用从纳税人那里征来的税款代病人支付医疗费，因而政府成了医院的主顾。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从来是病人作为医生的主顾，因此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现在政府成了医生的主顾，医生就变为对政府负责，病人的痛苦就较少地受到关心。医生首先是要满足政府的各种规定，当然，这些规定的宗旨也在于保护病人，使病人满意。但是，病人是否感到满意只有病人自己最清楚，政府中主管医疗的人决不会像病人那样清楚。可是决定医院经费、医生工资、工作环境的最终是政府官员，是官员们按规定标准检查医疗工作得到的印象如何，病人至多只有间接的发言权。
医疗社会化是从英国学得来的。英国从1965年到1973年的人年间医院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辅助人员增加了51％，而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下降了11％，这并非是由于病人减少了，其实英国在这一期间的每时每刻平均有60万人在等待病床。英国政府为了平衡有限的预算和病人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压低医生待遇的办法，结果造成了1983年英国医务人员的大罢工。同时，有办法的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这就使得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火上加油。事情总要找到它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近年来私人诊所、私人健康保险、私人疗养院迅速增加。
可是在美国，事情还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得到解决。私人医生要开业，必须得到政府颁发的开业许可证，颁发许可证的工作通常由州政府委托给主要由知名医生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由州的立法机关提出批准许可证的具体条件。确实，名医由于具有专门知识，他们最有资格来判定同行中谁具有开业的能力。但由于市场上无情的竞争力量，这些知名医生有意无意地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以保持原来医生的垄断地位。当然，摈弃市场竞争是以牺牲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美国医治费用出奇地高与医生的劳动报酬高出一般水平是直接有关的。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参与发放开业许可证的知名医生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因为能够开业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受过正式训练”，而在这些知名学者所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读过书和做过事的显然应属于“受到正式训练”之列。于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究竟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工作，还是在为了本人所在单位，最终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工作便受到了怀疑。这种资格审查的失当，必然妨碍许多有才能的医生获得开业资格，这方面有确实的统计资料作证。这样，不适当的医生开业许可证审批制度不但限制了医生人数量、抬高了医疗费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质量。
从事于崇高目的的职业，而且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医生，一旦脱离了市场的监督，也难免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说明了官僚主义并非是政府官员们所专有的。这种类似于行会的行动方式决不限于美国的医疗系统。事实上，不论是木工、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在中等以上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同业工会。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甚至还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也很难获准挤入这个行业里去。确实，工会对于这种具有竞争能力的对手格外地保持警惕。但这一切的结果都使消费者受到损失——用较高的劳务价格购买了并非是最好的服务。这种工会的超市场力量的介入也在出卖劳力的人群中造成巨大的矛盾。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市场既然不能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剩下的出路就是诉诸法律，甚至诉诸暴力。这一点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法律诉讼和暴力事件中与工会有关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时谋私利、讲关系、开后门、裙带风也在腐蚀这些组织本身。先进昂贵的医疗新发明，急剧抬高了保险开支。由于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新奇的医疗方法不论多贵也有人要用它，于是降低了社会效益，有些更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被压制。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的是教育。美国建国初期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除有各州先后通过了强迫入学法令之外，政府对教育插手较少。学校大多是私人办的，不论大、中、小学多半如此。但以后逐渐展开了所谓“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主要是提供了更广泛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但付出的代价很高，近年又出现了教育质量的问题，使得家长们对此十分担心。
现在美国的学校仍旧是公办私办同时并存。但由于国家用税收支持教育，公办学校大量增加。在1928年，高等学校中公立学校的人数比私立学校的少，到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人数增加了3倍。奇*書网收集整理该年政府直接拨款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己超过了公立加私立高等学校总经费的一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拨款办学之外，还有大笔经费用于教育管理，结果使得学校的控制权更多地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里，尤其在大城市里，由于政府直接管教育，学校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也是纳了税的公民不能直接对学校进行监督，而要通过政府设置的学监来行使此项权利。做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不能通过缴学费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教师们虽然很知道如何因材施教可使教育活动效果最好，可是他们不得不应付学监们的挑剔。而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期望，因为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学监们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剥削，学校的职责也因而改变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教会学生读、算、写，并通过文化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但现在学校还被用来“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等一些与教育无关的目标。70年代中引起全国大争论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规定（为了消除种族隔离，要求黑白学生混校，规定用校车将孩子送到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趋势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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