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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客观评价系统。过去人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人员不努力、不聪明，而是作为一切经济评价基础的价格出现了扭曲。价格完全是价格管理部门的主观产品，尽管他们也力图“使价格符合价值”。可是，什么是“价值”又陷入了无穷尽的争论之中。
市场经济另辟溪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摆脱了一切理论上的争论。直接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它的方法是让市场去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最后使一切商品和服务均处于价格均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用钱可以买到任一种商品和服务，而且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于是钱就成为衡量价值的精确度量。因为价值不存在绝对的度量，一物的价值完全是相对于它物而言的。一件甲物可与两件乙物交换，我们就说甲比乙的价值高一倍。当一切物品的价格都经过供需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任一种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与另一种商品交换，钱就成为价值的标准。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怀疑用钱度量价值的客观性，因为许多东西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泉源。因为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北方人要吃桔子，不必自己去种，可以利用南方的气候种植桔柑，然后通过交换得到它。分工又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分工又培养了各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一个人专攻一种技术，一定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并创造出高效的专用工具。分工是在价格引导之下发展的，它使各人各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无正确价格的制度，它无法区别出何人何地具备何种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该进口的东西在出口，该出口的东西在进口，正是价格错乱造成的。
市场有这许多好处，人们参与市场难道就没有成本吗？有的，这就是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价格和交换对象的信息费用、谈判和制定合同的费用、万一毁约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就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各种制度的透明规定，精简高效的行政手续，与人为善的政府管理，诚实且守信用的商业行为，有妥协退让精神的谈判对手。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的原因。手续繁，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极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市场交换，购买不如自己生产，这是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原因。交易费用高与所有权不明确有关。公有制的财产究竟谁有权说了算非常模糊，于是扯皮就成为必然。明确界定所有权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己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明确产权给予了特殊的注意。社会的经济效率从更深层次分析，还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有关。杀人越货，欺诈勒索都是犯法的事，都有法律在管理。但开会不守时，说话不算数，工作拖拉，得过且过，待人粗暴，这些都不算犯法，却会造成重大浪费。光是开会开车交货付款不守时造成的不便和纠纷，一年的损失可能上百亿。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邮件送错，电报延误，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这种质量问题己变得无孔不入，无奇不有，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互相提供的质量苦果。这类的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几千亿元。质量的背后是责任心、敬业精神，总之是道德问题。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人人追逐私利，是道德沦丧的经济，这是极大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讲礼貌、重信用、守秩序、尊重人、富有同情心的社会。道德和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缺乏效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稳定性严重被削弱，都与市场制度的泛滥有某种关系。
1994年11月20日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经过中央的提倡，人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停滞多年的12。8％提高到13。9％，然而这令人兴奋的数字掩盖了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可采伐的成熟林依然面临短缺。以我国两个主要采区内蒙和东北为例，前者的林木蓄积量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后者单位面积的林木存量减少了40％，这将严重限制今后的采伐量。现在我国木材价格已经很高，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近10亿美元木材及其制品，但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增长的速度必定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木材价格将继续上升。同时因各国都关心生态保护，对木材出口趋于减少，所以国内木材价格很难借助国际供应而降下来。这一切使得种树在我国可以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要把林业作为绿色产业来办，正是针对这一分析作出的结论。
过去几十年来林业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全民义务植树的政治动员，虽然对唤起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