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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多于考证的著作，弗洛伊德通过对摩西（Ｍｏｓｅ）出身的故事进行的精神分析，断定他是埃及人。
这一大胆的猜测伤了众多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弗洛伊德第一次受到自己同胞的冷遇。
１９３８年，在纳粹势力的日益扩张下，厄运临头的弗洛伊德只好被迫离开他一生难舍的故土，流亡英国伦敦。次年在伦敦辞世。
按照弗洛伊德本人说法，他一生有两个发现“足以触怒全人类”
，一个是无意识的学说，另一个就是性的理论。
无意识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是一切精神生活的源头，它是原动的，非理性的，非逻辑的，它总是不顾一切地寻找机会来实现自己，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在无意识与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前意识的领域，它曾一度是意识的思想观念，只是因为它与当前情景无关而被逐于意识之外。但一旦经过努力，它就会重新回到意识中来，比如说我在一心一意读《梦释》一书，这时突然有人问我电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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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我会开始一楞然后说出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在我读书时并未出现在我的意识中，它藏在前意识里面，只有需要的时候，它才由前意识进入意识。人类的精神生活好比一座冰山，无意识是深藏在酒中的部分，意识只不过是露出表面小小部分，前意识则介入露出水面和水中的部分，这随海水的起落而时而露出时而埋入。无意识是冰山的主体，它主宰着整个冰山的运动。
这并不是说无意识本身不想露出表面，进入意识中，实际上它一直寻找蹓进意识的领地，但意识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时时防备无意识来捣乱。无意识就像挤在接待室中的客人，争先恐后要挤进意识的客厅，但在客厅的门口，却站着一位不讲情面的检查者，他只允许那些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的君子进入，那些衣冠不整的不礼之徒恕不接待。他们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些西装革履的人鱼贯而入只能在一旁干生气，不过其中一些也会依样学样，经过一番打扮，也可能趁人多之时混进客厅内。
况且，那位值班的检查员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也有醉酒的时候，这时无意识的东西就更容易蒙混过关了。
酒后吐真言，梦中泄天机，口误、笔误、过失等等也都是在检查员走神的时候，无意识钻空子的结果。精神分析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对梦、对人日常失态的分析，去挖掘深藏于无意识之中的观念。
后来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人格结构学说，认为人格是由“伊特”
、“自我”
、“超我”三部分组成。
伊特是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是心理能的基本源泉，是真正的心理实在，也是最原始的主观性所在，在个体获得外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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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它就存在了，它不受任何逻辑的约束，相互冲突的本能冲动会同时存在；它不受时间因素的干扰，它一直是个新生儿，长期不灭地保留在无意识之中；它也根本不讲究什么理性，它只遵守“快乐原则”
，它的唯一机能就是直接消除机体的兴奋状态，避苦超乐，怎么快乐怎么来。伊特是人格的基础，也是人格中最模糊难辨的部分，它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不加思索的“我要”。伊特一味地沉溺于“我要”
，然而并不是任何时候这个“我要”都能得到满足，为了使这个“我要”得到实现，人就不得不考虑外界的现实。
“自我”即在负责协调伊特与外界现实中形式的心理系统。
伊特饥饿的时候，它会不加分别地把任何东西往嘴里塞，自我这时就要说了“等一等”
，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因此自我在满足伊特的要求时，要考虑到外部现实，并且在知觉中储存下对外界现实的真实图像，它能够把主观的心理实在与客观的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从而能根据这现实条件来控制伊特满足的方式。它在伊特愿望与实现愿望的行动之间插进了理性的思考，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个现实原则并不是要取消快乐原则，它只是迫于现实而暂缓执行而已，现实原则的最终还是引向快乐原则，或者说它只是为了更好或更大地满足愿望而不得不控制一下自己的冲动而已。
“超我”是人格中的高尚部分，是专司道德的一个部门，它遵循“道德原则”。超我是后天形成的，它起初只是父母权威的作用，父母恩威兼施来支配自己的子女，子女不好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给他（她）一个难看的脸色，大声喝斥，不给东西吃，甚或打屁股扇耳光，当儿童受到惩罚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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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尝到了皮肉之苦，而且还感觉到受到了抛弃，失去了宠爱；如果子女的行为符合父母的心意，他（她）就会受到奖励，奖以糖果、玩具、抚爱，加以赞赏。长此以往，父母实行惩罚的职能最终内化为超我中的“良心”
，父母实行奖励的职能也变成了超我中的“自我理想”。
自我理想确定了道德行为的标准，良心则负责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
不过自我并不是非要等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发生后才受到超我的惩罚，自我也可能由于某个念头不合道德受到惩罚，就此而言，超我与伊特是一样对主观和客观不加区分，这也就说明了一个生活作风严谨的人却也会时常陷入良心的不安。
对于违反道德的言行，超我也许会说：“你已堕落，现在你得为此受点惩罚，这时身体上可能会出点小毛病，或无意中丢了什么东西，或出点小事故等等，一切不幸中或多或少都有出于良心自我惩罚的成分。
超我与伊特一样也是非理性的，超我强迫自我不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它们而按照自己的主观的应是什么去认识。伊特说：“我要”
，自我则说“等一等”
，超我说“不准”。超我与伊特是一对欢喜冤家，处处作对，但有时超我做过了头，也难免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比如在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身上，超我对自我的谴责过于严厉，使自我以为自己一无是处，丑陋不堪，最后以自杀了结这一切，殊不知迫于超我压力的自杀却暗中满足了伊特中的攻击性冲动。这使我们想起了叔本华自杀是意志肯定自身的最后一种方式的说法，或许一切宗教圣战都是在超我的幌子下满足的却是伊特的要求。
如果说自我是协调伊特与外界现实关系的，那么超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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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它的目的是控制和引导伊特的冲动，以免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超我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民族传统的承载者。
俗话说“一仆不能侍二主”
，可怜的自我所处的境况更惨，它必须同时侍候三个残酷的暴君，而且还要尽力调和这三个主人的关系。这三个暴君是谁呢？一个是外界现实，一个是伊特，一个是超我。一方面它要代表外界的要求，但同时又要当伊特的忠仆，自荐为伊特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一举一动又为严厉的超我所监控，假使它不照超我的命令行事，就要受到惩罚，表现出自卑与罪感。这些要求又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无怪乎自我常常不能支持，每每哀叹活得好累了，“焦虑”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面对外界有“现实性焦虑”
，它总担心外界的危险；面对伊特的激情而有“神经性焦虑”
，它总担心自己的本能会导致某种危险；面对超我而有“道德性焦虑”
，它是自我对罪恶感和羞耻感的表现。
应指出体验到焦虑的人并不一定知道真正的根源所在，他可能以是害怕外界的某个东西，比如有的人怕摸刀，看起来他是怕刀本身，实际却是怕自己的超我，或许他的超我过分强大，一有机会就要自我惩罚。怕刀原来怕的是出于超我的自杀冲动。
人生充满“焦虑”
、“挫折”
，人总要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方法是“求同作用”
（又译“自居作用”
、“认同作用”）
，它指一个人把某个外界事物的特点特别是某个人的特点纳入自己的人格中。有一些受到挫折和焦虑的人往往模仿成功者。
力图与其一致，从而使自己仿佛也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