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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前后相继的现象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习惯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信念，没有客观依据。正如一群被饲养的鸡，每天看见穿白衣服的人进来时都给它们喂食，时间长了就养成习惯，以为只要是穿白衣服的人来就会有东西吃，可就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进来的白衣人不仅不给食，还将它们统统抓去宰了。
既然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因果观念只具有主观相对性，那么显然经验认识充其量只是一种或然性的人为观念，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
根据这种看法，太阳今天虽然已经升起，但明天能否再次出现在东方，这是无法预知的事情。
在这里，休谟再次从怀疑论走向不可知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休谟从经验论这个独特的视角，提示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人确实无法直接经验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始终是两个现象先后有序的表象。
也正是在这里，从经验论出发的休谟，最终给了经验主义以致使命的一击，他从反面告诉人们，囿于经验论自身的范畴，人们不可能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科学的实践显示，尽管很难从理论上说明因果关系的实质，但科学本身在发展中不能不依靠因果关系的理论假定，科学必须超出经验的局限，运用假设和演绎原则，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推断，在这方面理性的功用是不能否认的。
休谟先生只顾在经验的泥泞小道上横冲直撞，最后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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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南墙，将经验论的基本理论也碰得粉碎。他实际上通过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途径，对经验论作出一个理论总结，恰恰在同时，他又伸出一拳猛然打在自己的身上，这最后一击终于将从培根启端的英国经验主义置之于死地，它在休谟以后便渐渐式微了。休谟哲学的一般意义在于，它对于神学的论证，对于唯理论的先验主义独断论观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后，休谟的批判终于在德国激起强烈的反响，康德先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休谟的倒喝所震醒，重新考察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批判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从而对后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中实证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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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１２
第九章 精神狂想曲
一、康德：给信仰留个地盘
休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怀疑论主张竟使一个德国人从长时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倾全力于探求解决休谟所提出的问题。这位德国人便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Ｉ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１７２４年，康德降生于德国的柯尼斯堡。他出身贫寒，祖辈于几百年前从苏格兰迁到德国。其母是位忠诚的虔敬派信徒，坚信严格的宗教仪式和信仰，这使康德自小就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宗教环境中，以至到了成年后，他一方面对教堂敬而远之，但另一方面又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特色，并竭尽全力在理性泛滥的时代为信仰保留一块地盘。
正如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所说，康德的生平确实乏善可陈。
他１７４０年入读柯尼斯堡大学，毕业后，曾在贵族家里当过数年家庭教师。
１７５５年，康德开始担任柯尼斯堡大学讲师。在这个低微的职位上一直呆足了１５年，他曾两次要求提升为教授，但均遭拒绝。
直到４６岁那年，他才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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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康德的一生单调刻板，毕生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脚足从来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这个小城一步，而在课堂和书斋度过其漫长的一生。
名利地位于他宛若粪土，醉人的爱情似乎也与他无缘。他的生活，犹如规则动词中那些最规则的动词：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
每天下午３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身材矮小瘦弱的他，身穿灰大衣、柱着手杖，缓步走在菩提浓荫覆盖的小路，一路上默默无语、凝神沉思，每当这时邻居们便纷纷掏出怀表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报时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康德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一年四季风雨不改，在这条至今仍被称为“哲人之路”的林荫道上来回漫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可苦了那些邻居们，他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
当然，这些邻居们绝不会想到，这位模样平凡、谦逊谨慎的哲学教授，就是在这种经年的徘徊中构思出他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的。这种疏忽部分地得归因于康德本人的大器晚成。
直到１７０年以前，康德的学术兴趣主要仍沉溺于科学而非哲学。
这个困守故里的学者，虽没有周游列国的经历，但对世界大事和科学的发展却了如指掌。他埋头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钻研之中留连忘返，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一种与法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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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相似的理论，试图对天体运动作出机械的解释。
不过，这一切都不曾使康德引起世人的注意。
也许他命中注定只能在哲学舞台出人头地，因此他仍然必须等待。
１７６９年，年过４５岁的康德忽然被休谟的著作兜头打了一闷棍，一下子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自此以后，他便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自己哲学思想的道路。
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主张，人类理性自身中包含有一些先天的原则，根据这些具有公理性质的原则，人们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完全而客观的知识。
以此为依据，他认为，仅凭理性本身就能对上帝、灵魂和意志作出绝对无误的规定，断定“上帝是存在的”
、“灵魂是不朽的”
、“意志是绝对自由的”
，从而可以建立起一整套形而上学体系。
比莱布尼茨晚出几十年的沃尔夫（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ｏｌｆ，１６７９—１７５４）袭用了莱布尼茨的学说，并将之系统化。尽管他在哲学上并没有作出新的贡献，但由于他迎合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形势，遂使他的理论风靡一时，他写的教科书曾成为德国大学的通用教材，而经他之手加以系统整理而成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则一度独霸了德国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康德本人就曾是这种独断论的崇信者。
休谟的主张与莱布尼茨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个人感觉，并且必须由经验来检验其真伪，任何超出经验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因此人不可能得到普遍必然的客观知识。正是休谟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将康德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教条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尤其是休谟对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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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个概念的严密分析，给了康德以极大的刺激和启示。
他忽然之间醒悟到，“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它的武断性：在不曾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仔细考察以前，就预先盲目地断定人无需经验之助，仅靠理性便可对宇宙某些根本问题作出绝对正确的解答。因此，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形而上学。
然而，康德并不因此就满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因为它立刻就会导致否定科学知识、进而破坏人类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道德生活与真正的信仰）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他发誓要拯救被休谟抽去根基的人类知识，但又不能用唯理论那种武断的方法，而必须另辟蹊径。
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正如莱布尼茨一样，对于知识的本性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有鉴于此，他终于发现了自己哲学的出路，那就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在考虑认识之前，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即理性）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以便确定人类知识的界限、来源和有效范围。
１７８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