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警察和窃贼相互勾结，共同行窃，是旧中国执法部门的一大特色。有的警察为窃贼打掩护，有的包庇窃贼，有的吃钱卖放……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1947年8月中旬，《东南日报》刊载出一条令人惊讶的新闻：“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侦缉科便衣警长邵关荣接获密报，在东方饭店破获盗匪机关，计先后捕获盗犯七名，内有盗犯董省吾一名现任宝山县刑事警察组组长。”（参见《警局调查汤纳理等七名持械抢劫及买赃物一案进地方法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卷宗，第131号）
原来，7月17日上午10时，上海警察局刑警二科便服警长邵关荣接获情报称：“西藏路东方饭店341号房间内匿有大批持械盗匪汤纳理等。”经邵关荣派人调查，果然属实。他立即派员驰往西藏路东方饭店341号房间，当场拘获嫌疑犯汤纳理、杨存厚、沈阿庆、柴觉迁、董省吾等5名，并查获钻戒及手表等物。据被捕者供认，上述物品均抢自兴安路麦赛坊1号的朱姓家中。
警员又于当日在宁海东路春江旅馆23号房间，拘获同案犯应阿兴，并由其领往南市四牌楼永安里7号起获手枪两支；又在福建路大江南饭店359号房间抓获收买赃物者邵敬昶，查获赃物翡翠钻石等物。
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证实董省吾是在东方饭店341号室匪窟内被拘获的，当时即在其身上搜获宝山县警察局刑事警察组组长证件一张，他亦自称在宝山警察局任职。
经查证，强盗汤纳理与董省吾系幼年同学。1947年6月间，汤纳理在成都路修德新村弄口遇见董省吾，便托董省吾代向宝山警局谋一刑警职位，董一口应允。汤见董虽是刑警组长，身边并无枪械，遂告诉董，准备赠送董一支枪。次日，汤将毛瑟小手枪一支及子弹3粒携至修德新村4号董的住所赠予董。后于7月9日，汤又携带手枪两支及子弹6粒至董家。董乃向汤索取照片三张，以备向宝山警察局申请谋职，并代领枪照。董在携带上述枪支至宝山申请登记时，因枪的来历不明被扣于局中。
“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2）
据汤纳理供认，董省吾是知道汤等为盗匪的，所以代汤办理枪支登记准备领取护照时，明知枪的来历非法，竟企图代为办理护照，掩护其盗匪活动。
董省吾身为刑警组长，盗匪是其侦缉对象，然而竟然代盗匪办理枪支执照。董省吾为什么要冒着违反法律的罪名干这种事呢？其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企图坐地分赃。
这一警匪勾结的社会新闻经新闻媒体公诸于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谴责警方的舆论接踵而来。这当然只是小警与小匪的勾结。至于社会深层、政局幕后隐藏的“大警”与“大匪”的勾结，置于法律之外的巨额的坐地分赃，更是骇人听闻的（参见郭绪印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254页）。
如果说这种与警察有关的偷盗案件尚属于“地下活动”，那么警察明目张胆地与盗贼勾结，从中牟利，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民国初年，兰州城有一个贼帮，“锤把”（即头子）是洪帮的首领白老五，家住鹅毛巷。全城70多名小偷全在他的控制下活动。外地来“吃生意的”（即进行偷窃的），先要向他报到，然后再在指定地点活动。违者一经“码头”发现，就要被驱逐，或用各种刑法进行制裁，甚至会被“抛锚”（即装麻袋投入黄河）。“码头”有严格的规矩，偷盗得手后要报“锤把”知道，过晚上9点后才决定是“吃”还是“吐”，必须吐出的是有权势人家的财物。
白老五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与当时警察局侦缉队的人有直接联系。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关云治，与白老五立有“君子协定”：偷盗集团每天要来侦缉队汇报一次；每名窃贼每月上缴警察局贡银5～10元；偷盗集团每月课税20～40元。
1930年，白老五去世，“码头”解体，当局失去控制，一度将全部盗贼全部逮捕，各判刑6年。因为这帮盗贼都吸毒，受不住狱中生活的煎熬，遂以自杀或绝食相对抗。当局无奈，只得改判关押6个月，计划在期满后一律押解外地。但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释放出来的盗贼重新进行分帮组合，逐渐形成5个偷盗小集团，用兰州话叫“五个把子”：南关鸡洞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张老三；黄河北草场一把子，有七八人，头子叫卢巡国；杨家沟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任丁娃；东稍门外一把子，约10多人，头子叫张老五；鹅毛巷原码头也有10多人，由孙青山掌管。各个把子的盗贼只能在划定的地区行窃，并重新得到警察当局的协助。警贼互相利用，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恶势力。
警察与盗贼互相勾结，各自都从对方身上获得利益：盗贼因有警察撑腰，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偷盗和抢劫活动；警察因对盗贼进行了庇护，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接受盗贼的“纳贡”。这种无本的生意做得多了，惹得一些旁观者感到眼红，也纷纷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盗贼结盟。下面就是发生在上海的一起宪兵、警察与盗贼合伙持枪抢劫的事件。
据1946年警局刑二课什字878号《调查报告书》报告，此持械抢劫案案情如下：
1946年5月26日下午4时左右，有着军服及便服者六七人闯入云南路312号许王氏家中，声称搜查白粉（即海洛因），公然劫去金戒8只、手表3只、现钞43万元、金耳圈一副。被害人带领警局便衣各处查缉案犯，于5月30日下午4时许，在云南路扬子饭店附近经被害人指认，缉捕了同案犯任家贻、顾根生等。
经审讯，任、顾对于抢劫许王氏家财物供认不讳，并供出同党匿迹于西藏路大陆饭店417号房间及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5号房间。警方在大陆饭店417室拘获同案犯蓝致中一名，在其身上搜出伪造的检举汉奸之呈文两张；在太平洋旅社5号室拘获同案犯顾志明一名；当晚在太平洋旅社5号房间守候之警员续获同案犯王剑平、周仲谋及郭本奎等3名，并侦知同案犯王伯登匿居于中正路合兴旅社66室，当即前往拘获。
该案非一般盗劫案，而是宪兵、警察与强盗合伙持枪抢劫案。这伙人的勾结抢劫并非这一次，这次案发前，他们已连续抢劫了许多居民家庭。在此案中，同案犯周仲谋为现役宪兵，王剑平为现职警察。
案犯宪兵周仲谋、警士王剑平及任家贻、顾根生、王伯登、郭本奎等供称：5月25日下午3时左右，在浙江路新民旅社47号房间与在逃犯翟清亚、宓达夫等闲谈中，从王伯登的朋友谈章泉提供的消息中得知云南路320号有人售卖白粉，于是议定以搜查白粉为由，前去抢劫，并约定26日下午行事。26日下午，盗伙先集中于新民旅社47室，再由谈章泉领路至云南路320号，警士王剑平立于门口望风，宪兵周仲谋持公职所配带之转轮手枪（周被派驻老闸分局担任巡查，带有公事手枪），与其余4盗闯入楼上，恐吓被害人许王氏等不许声张，即在室内搜查，共搜出金戒8只等如上所述财物及白粉70余小包。作案后，盗伙返回新民旅社47室分赃，宪兵周仲谋分得金戒1只、现钞5万元；王伯登分得手表1只、现钞2万元；警士王剑平分得现钞5万元；其余盗匪均分到赃物或赃款。至于案犯所供在被害人家查到白粉一事，经反复讯查，未能证实确有白粉被搜出。
又据案犯周仲谋等供称：5月29日下午2时左右，他们在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5号与在逃犯翟清亚等聚议后，一同前往盛泽路47号，同样以搜查白粉为由，持枪抢劫到金戒等财物后，逃回太平洋旅社分赃。
“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3）
5月30日下午2时左右，他们在大陆饭店417室与宪兵周仲谋等聚议后前往汉口路曼伏大楼，也以搜查白粉为由，持枪抢劫。
在同案逃犯翟清亚提议下，他们伪造了两张检举汉奸呈文，由任家贻批示后以便冒充公务人员，施行诈术。该案侦察中查得，案犯顾根生于5月15日下午4时许，曾犯有假借市保卫总团长名义，向市商会会长王晓籁诈骗 50万元一案 （以上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第131号）。
这是一个有宪兵、警察合作的盗窃兼诈骗团伙，可见当局政治腐败、治安混乱之一斑。这一宪、警与盗匪合作抢劫的特点在于，以搜查白粉（海洛因）为借口而行抢劫之实。他们事先得到一定的线索，侦知吸食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