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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偷窃活动十分猖獗，“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参见《宋史·王岩叟列传》）。此为北宋时的一般状况。
在旧中国的上海滩，盗贼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聚合成帮，并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大致情况是：
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内有一段是浙江帮的活动区域；十六铺一带是安徽帮的行窃场所。
各帮不能随便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毒打一顿，重则砍去手脚。在“强者为尊须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时代，各帮为争抢地盘，结伙械斗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落单的小偷很难立足，便不得不投靠某个贼帮，寻求庇护。
小偷们入帮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协助办事及相互照应外，还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学到更高的盗窃本领，这也是导致窃贼具有聚合性的原因之一。
如30年代中期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巨盗王鹤，被江湖中人称为“王胡子”。他在挑起招兵买马的旗帜之后，收留了不少徒弟。这些徒弟在他的训练下，有不少本领高强者。这些本领高强者，专门偷盗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
以“王胡子”为首的窃贼练就了一套“翻墙越屋”、“飞檐走壁”的本领。这当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飞人，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神奇。他们能够翻墙越屋，除了训练有素外，主要还是依赖一些有助于攀高的工具。其中有：
“软竿子”。即用头发或丝线编成与筷子粗细差不多的长绳，其中的一头缚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援而上。平时这个东西缠在腰间，不露丝毫痕迹。
“硬竿子”。其外形很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照相机的三角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檐边便可顺竿而上。
行窃前，他们总是在白天先混入大楼内，找地方藏匿起来。一到夜晚，便从顶楼垂绳而下，进入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所以高层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
王鹤的徒弟就是采用这种手法，多次在英法租界内制造盗窃大案，并偷盗了龙华寺方丈室内的玉佛、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等珍贵文物。这个贼帮之所以屡屡得手，且敢于制造大的盗窃案，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多势众，敢于做一般窃贼不敢做的“生意”。
旧中国的盗窃集团，有许多是以籍贯为主聚合而成的。这也是盗贼的聚合性的一个反映。以籍贯为主聚合的盗贼，因有同乡的情分，更容易形成牢固的帮伙，因而也成为不易清洗的社会祸害。
如旧时在上海谋生的嵊县人，以两帮人为职业特征：一种是裁缝帮，嵊县裁缝以高超技术出名；另一种是强盗帮，其中包括绑匪，以横行于上海滩而得名。下面这一案件就是嵊县帮的盗窃集团所做的行窃案件：
1948年3月8日上午11时，上海市民周德峻向警方报案称：上午10时30分，有盗匪4名到周德峻的住所—九龙路159弄20号后门，以询问周先生为由进入屋内。此时周德峻未在家，周妻以为是周的友人，正欲招待之际，其中一盗突然抽出手枪，喝令周妻不准动，并猛击周妻面颊，威胁其不许声张。另一盗将被单撕成布条，将周妻双手绑缚，驱禁于一室中；由一盗持枪监视。此时周妻已完全明白来者是一伙盗贼，只是苦于双手被缚，难以行动。这几个盗贼翻箱倒柜，劫去10两重的赤金条5根、美钞550元、金镯3只、钻戒2只、赤金戒5只等物。盗贼抢劫完毕，即携赃物仍由后门逃逸无踪。
从被害人提供的线索中，警方得知这伙强盗在周家行劫时所操语音系属浙江嵊县口音，而查被害人周德峻之籍贯，亦属嵊县。经分析，似有被害人周德峻之乡亲中熟悉被害人之家庭内情及财富者，遂勾引盗匪往周家抢劫的可能。
经遍查周德峻之同乡情况，查得有一位周德峻的远房堂叔，姓周名兰生。此人以裁缝为业，此前有一段时间曾在被害人周德峻家中做裁缝，对被害人周德峻家中内情及琐事都知之甚详。而周兰生生活常入不敷出，一度为借款对被害人周德峻不满。
据以上情况，警方判断周兰生是此次盗窃案的重要嫌疑人。但警方却找不到其住址。于是，警员化装后，前往各处暗查。最后查悉西藏南路58弄18号居民金汤生家中常有嵊县籍人员行踪，于是化装守候密查。有一天，警员发现有一貌似周兰生的人潜入该金汤生家中，从其言谈中涉及托人以金条兑款事宜，判断其就是周兰生，于是将该人带局侦讯。同时还对18号金汤生家继续派便衣人员驻守。经查讯，该貌似周兰生者，果然是周兰生，以裁缝为业，又经被害人周德峻当面确认无误。
经对周兰生反复盘诘，其渐吐实情。据供，此人曾有前科，为盗窃案曾受过徒刑处分；并供出九龙路159弄20号被害人周德峻家持械盗案实由其供给内情，勾引嵊县籍盗匪李良臣、孙子龙、尹锡棠、沈纪发、俞之江等5名结伙抢劫。
窃贼的聚合性（2）
虹口分局从被害人周德峻口中得知嫌疑犯住址的线索，立即按址捕获了孙子龙。又据孙子龙供述，进一步捕获与本案有关之寄藏搬运、压保、变卖等赃物嫌疑人孙朱氏、陈孙氏、胡金满、赵富根、张尊本等7名，并查获部分赃物。
此案陆续捕获案犯19人，大都为浙江嵊县人，确认这是一伙嵊县盗帮。这一盗窃团伙，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制造了多起持械盗窃案件，例如：
1946年5月中旬下午3时，持械盗窃安远路槟榔屯16号；1946年5月20日下午1时零5分，持械盗窃岳州路288弄44号及42号；1947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由孙子龙、沈纪发、马金根等持械盗窃黄陵南路710弄51号；1947年4月7日上午9时40分，持械盗窃林森路533弄2号；1947年10月10日下午1时，持械盗窃麦根路269弄12号；1947年11月9日上午9时，持械盗窃西摩路835弄42号……
总之，这伙强盗多在光天化日之下频频作案，多年来横行于上海各区，警方无能为力，给当地居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因被害人周德峻家中被盗劫后，及时报案提供重要线索供警方侦察，终于以案犯周兰生为突破口，这一盗劫团伙才被捉拿归案（以上史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131号）。
盗贼行为的反社会性
毫无疑问，真正意义上的窃贼是反社会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恶化的一种天然反应。站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治世时，必视盗贼为民害；乱世时，必视盗贼为国害。比如，在汉代，民有七亡七死的说法，其中“盗贼劫略，取民财物”即为第七亡；“盗贼横发”即为第四死。
窃贼的产生虽是社会经济生活恶化的反映，但窃贼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社会经济生活恶化的状况。相反，窃贼的频频作案，只能对本来就不稳定的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所以，窃贼的活动又是反人民的，是违反普通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的。他们的盗窃行为只会引起人们的痛恨，故而他们落入官府之手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
窃贼以盗窃他人的财物来供自己享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种十足的寄生虫。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尤其是一些贫苦人家，有不少是因为被窃贼偷走仅有的一些财物而走投无路，甚至自杀。所以窃贼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发生在常州至无锡客轮上的一件事：
在众多的乘客中，有两个男子，一为中年，另一个更年轻些。从穿着看，这两个人不像下层社会的人。这两人在旅途中高谈阔论，又说又笑，看上去互相非常熟悉。
当客轮行至距无锡数里时，年轻人忽然问中年人：“你对无锡的情况很熟，可知道南门内的宏大钱庄如何？”中年人摇摇头，说：“靠不住，靠不住，不日就将倒闭了。”年轻人听此话，惊奇而焦急地说：“那我要吃赔账了。我有200元期票两张，该怎么办呢？”说着，从衣袋中掏出宏大钱庄期票两张给中年人看。中年人笑笑，说：“此不值一钱之物，留有何用，不如丢掉算了。”年轻人听他这样说，便一边顿足，一边作出懊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