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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懊恼，但既然进来了，又岂能空手而归？他顺手从家具内拿起一对小瓷瓶，也不管是不是古瓷，便放进随手携带的袋子里。心中还盘算着准备到佟荣功的其他屋子去瞧瞧，再偷点值钱的金银珠宝，也不算枉来一场。
正当他想要走出客厅的门时，突然发现出路已被人堵住，亮堂堂的手电光和黑洞洞的枪口一起对准了他。
“贼德子”陈德海这个惯盗，被佟荣功的卫兵不费吹灰之力就逮住了。佟荣功令卫兵赏给他一顿皮鞭、棍棒之后，将他关进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
1948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黑钱“贼德子”陈德海被国民党政府释放。解放后，陈德海毫无改邪归正之意，重操旧业，屡屡行窃，人民政府便将他逮捕，经过教育后将他释放。
陈德海被释放后，贼心不死，于1950年7月17日在水磨胡同见到一个新建的工厂有物可偷，便伙同儿子陈来顺、同伙力照古来到工厂靠前街的小门前，把门打开，几个人便开始向外搬运东西，结果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
1950年7月20日，他受到了判刑1年半的惩罚。同年12月9日又被送清河农场劳动改造。
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表面上老老实实，私下却津津有味、沾沾自喜地告诉别的劳改人员说：“我过去一偷就是数千万（旧币），然后窑子一住，饭馆一吃、一晕，那真叫美。”他还散布许多不满言论，以蛊惑人心，说什么“一白一黑是一天，三天四天一礼拜，十天二十天是一个月，一冷一热是一年，慢慢熬吧”。
后来他因表现积极被上级批准于1951年9月26日提前释放。回到家中不久，陈德海又故伎重犯，再次被捕并判刑3年，重返农场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他不仅抗拒劳动，而且打架斗殴，辱骂政府和干部，被人民政府又加刑3年。
窃贼的心理误区（3）
1957年3月23日，陈德海因病被假释。同年11月22日，他重蹈覆辙，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陈德海的后半生就这样在狱中度过了（参见曹英编：《民国巨凶首恶大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05页）。
从法律角度看，像陈德海这样的“贼性难移”的窃贼，真可称为“惯窃犯”。
惯窃犯的行为不同一般的盗窃犯罪，即不是偶尔盗窃，而是经常的、反复的或不断的盗窃，具有盗窃行为的一贯性特点。无论是以盗窃为职业、为生活或挥霍而经常盗窃的惯窃犯罪，还是仅因染上盗窃恶习，而经常实施盗窃行为的惯窃犯罪，都具有这种一贯性的特征。无疑，惯窃犯比一般盗窃犯罪对社会治安秩序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这是由惯窃犯的行为一贯性特点所决定的。
盗窃行为的一贯性，反映在惯窃罪的客观方面，就是盗窃次数多、作案持续时间长、盗窃数额大等特点。反映在主观方面，就是盗窃行为人盗窃恶习深，具有明显的一贯盗窃的主观倾向性。
虽然“贼性难移”是一般窃贼的本性，但也有例外。当窃贼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时候，也会改邪归正，放弃积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盗墓贼孙茂堂。
在旧中国，盗墓分官盗与私盗两种。官盗，主要是出于对某些人的仇恨，在这些人死后，借机利用手中职权刨坟掘墓，以发泄心中的忿懑，同时取走殉葬的贵重物品；私盗，则是以窃取墓中所陪葬的珍宝变卖或私用为目的。
孙茂堂又叫孙尚辅，是旧中国一个盗墓的匪首，而且是一名惯盗。
1939年，他因盗墓被国民党政府关押1个月。
1941年，他因盗墓被法院判处徒刑1个月。
从1945年始，孙茂堂与同伙李海迁等数人组成了一个武装盗墓集团，采用的是隐蔽和公开相结合的盗墓方法。
1946年春，孙茂堂与同伙挖掘一座古墓时，被路过此地的北平侦缉队的两个警察发觉。这两个警察见孙茂堂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盗墓，顿起贪心，就与孙茂堂讲条件，要求孙茂堂将挖出的珍宝分点儿给他俩。孙茂堂见只有两个警察，且手中无硬家伙，便一口拒绝。
这两个警察见孙茂堂不理睬他们所提的条件，便威胁说，要回去叫人来抓孙茂堂等盗墓贼。
孙茂堂一听火冒三丈，仗着他们有一枝手枪和一枝火枪以及人多的优势，根本没有把这两个警察放在眼里，只听他喊了一声：“伙计们，把他俩绑了！”这两个警察见势不妙正要撒丫子跑，可已经晚了，孙茂堂的同伙们三下五除二把这两个警察打翻在地，用准备捆葬品的绳子绑了个结结实实，并且用布堵上了嘴。
“伙计们，先把俩小子放在一边，挖完了坟再说，老李，用枪看好他们。”孙茂堂吩咐其同伙。
古墓被掘开了，葬品一件件被搬出，孙茂堂亲自清点过目，然后命手下的盗墓匪徒把所盗物品仔细包扎好，最后把两个警察活埋到古墓里。
1946年12月，孙茂堂活埋侦缉队警察一事泄露，随即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在监狱里，孙茂堂结识了因绑票被判刑12年的梁栋。从与梁栋的交谈中，孙茂堂得知梁栋也是一个盗墓贼，并先后于1942年、1945年因盗墓被法院分别判处2年徒刑。
盗墓贼遇到盗墓贼，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孙茂堂在狱中与梁栋结成了盟兄弟，两人多次商量越狱行动。但由于看守太严，一直未敢轻举妄动。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城时，他与梁栋结伴趁机逃出监狱。
北平解放后，孙茂堂与梁栋旧习不改，重新吃起盗墓这碗饭来。1949年1月至3月，他与梁栋盗墓7处，盗得殓物金凤凰、金花、金首饰等24件。
孙茂堂将所盗之物一直放到1950年4月才变卖完毕。他将所得银元除了存放，还拿出一部分买了粮食等物品，以供享用。
孙茂堂的家境一下子变得富有起来，引起了邻居们的猜测，他所住地方的东郊公安分局干警也感到蹊跷。经过暗访调查，得知孙茂堂还借给邻居朱某54块银元和2斗老玉米。
东郊公安分局决定将孙茂堂抓获。上堂审讯时，孙茂堂将盗了7处墓的情况全部交待。
1950年8月16日，人民政府将孙茂堂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51年2月21日，孙茂堂与判刑7年的梁栋一同被送到清河农场5大队劳动改造。一开始，孙茂堂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捣乱，并且与梁栋商量，出狱后再去盗墓，而且要狠狠盗一次，起码能够后半生花费的。
政府干部并不因此放弃对他的思想改造，而是多方关怀他，体贴他，利用一切机会给他做思想工作，讲守法的大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教育，孙茂堂真正体会到了新中国的温暖。渐渐地，孙茂堂的思想开始转变，终于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他痛恨万分，决心重新做人。经过7年的劳动改造，他终于完成了从盗墓贼向守法公民转变的痛苦过程，成了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参见曹英编：《民国巨凶首恶大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9页）。
偷窃技艺（1）
窃贼的偷技一般是由师傅传授而来的。随着窃贼偷盗经验的积累，其技艺会越来越精。具有创造性的盗贼，也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新的偷技来。盗贼的传艺程序，不同于其他行当，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在旧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这就是说，好人谁愿意拜师学偷窃呢？所以，窃贼一般是主动地四处物色徒弟，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十几岁的小孩。
在旧社会，穷困人家的小孩子得不到温饱，家长也没有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所以一般小孩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正给了窃贼可乘之机。窃贼拉拢好人家孩子的手段一般是这样的：
窃贼看好了传艺对象后，就慢慢接近他。等到与小孩混熟之后，就经常带他上饭馆，吃饱喝足之后还带他玩。穷人家的孩子从来也没有这样吃过玩过，自然十分高兴，对窃贼也百依百顺，完全听从和依赖窃贼。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窃贼会突然停止带小孩吃喝玩乐。小孩前一时期吃喝玩乐惯了，一下子没吃没喝，十分不适应，忍不住会问窃贼：“你怎么不带我出去玩了呢？”窃贼会说：“你也不小了，总不能老是让我带你出去，你要自己闯一闯才好，你愿意天天都下馆子逛园子吗？”小孩自然会赞同，窃贼就会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