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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勇敢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一片好心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体弱多病，诙谐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期同逆境作斗争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的所做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在他漫长而繁忙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打一顿或是挨了人家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天派。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庭里得到一个名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扔着教皇赠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非难，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奇怪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血统上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由于缺少一个得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有利条件，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她的儿子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非常喜欢姐姐，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非常热情和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一个原因。
父亲亚鲁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不逞之徒。为此他把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感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学生。
伏尔泰十六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许多困散的时间。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文学新作。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危险。他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荷兰的首都，当时和现在一样，单调得出奇。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忙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大使自己已经是自身艰保了，不想再找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弗朗西斯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采用。他要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要么到强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奋用功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一种出路，并保证做勤奋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入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一年。
在乡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伏尔泰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且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和受益不浅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份，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以后的文章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去巴土底狱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象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土准备的监狱，并不是坏地方。囚犯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但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做一些认真工作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打破了十八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名声，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打击，一定要对此报复一下。当然不可能让古代统治者的后代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要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揍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不胫而走。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人们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名声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等到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狱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于是决斗的勇士被拘留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许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和伦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一点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撒下了一道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是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干法律之上的人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