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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赞同的知青实际上并不多，蔡景行算是一个，他说：“赞同的理由不多，只有一条，因为你太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了，而王晓雁恰恰是一个很能操持家务的女人。”
说实在的，知青说的都有些道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观。我不能说自己的择偶观就很正确，只是在那个年代里，我真不愿意找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为伴侣，开口政治学习，闭口思想交锋，实在太累人了。我喜欢的是对外能与普普通通人沟通的伴侣，对内是善良和会生活的女人，而不一定要在学业、事业上有多么突出。
远离政治，有一个温馨的港湾，我想的就这么简单。
这天，王晓雁从地里干活回来一脸的不悦。她问我：“张春芳对老乡说我抢走了她的感情，这是怎么回事？”
我把五年前邵子昂在水库工地制造的“绯闻”告诉王晓雁，说：“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感情的事，这事不能糊涂，明天我找她谈谈。”
第二天干活中午休息时，我找到张春芳，问她跟老乡都说了些什么？
她没有回答，好一会儿反过来问我：“如果我在王晓雁之前提出，你会答应我吗？”
我告诉她：“即使是王晓雁自己跟我提出，我也不会答应。因为不是慰问团老沈牵线，我就压根儿没想过要谈恋爱。”
张春芳沉思一会儿，对我说：“我不想待在生产队了，我想走。”
作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一直是个相当不错的知青，本来就在我推荐招工的安排序列中，我爽快地答应会考虑她的要求。
一眨眼，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
那晚，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王晓雁要我趁值班无聊的时间，给仲志疆回一封信。
仲志疆转点去南方老家插队后，一直与王晓雁保持着通讯联系。王晓雁前不久写信告诉她我俩谈恋爱了。仲志疆回信的台头从此就变成了我们俩，在信中她表示高兴和支持。
这是知青中为数不多的表示赞成的人之一。王晓雁看后高兴了好几天，一直催我给仲志疆回信。
我在大队部的桌子上熬了半宿，不知道写什么好，干脆还是略写吧，简单写了一页，就结束了。但在结尾时我把自己的择偶观点写了进去：“关于我与晓雁的事，她已经给你去信，这样我就可以少啰嗦几句了。对这件事，我可能与一般人想的不同，有人喜欢伴侣是与自己门当户对、有政治文化水平的，而我则希望她是一个善良和会生活的伴侣。”
早晨，我醒来，发觉放在枕边的信不见了，肯定是心急的王晓雁拿去邮走了。
也就是说，王晓雁看了我写的回信，不知她对我结尾的几句话有什么想法？
一个多月来，我们平时谈的都是工作，很少交流这种对彼此要求的想法，似乎好像俩人心中都很清楚，不好意思谈，但实际上是俩人都有些担心：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会引起对方的不适？
就在昨天夜里，她还给我看了其妹的一封来信，她妹妹在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特别注明“不要让别人看”：“只要人老实，只要他真正的爱你，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幸福。”
这是她们姐妹间私下里的密语，其中的“爱你”触发了情感的甜味。这么多人和我探讨择偶的观点，都很冷静理智地在分析什么性格、事业、生活……但就是回避了“爱”，而可怜的我们，确认恋爱关系一个多月来，彼此之间也竟然都没有一次使用过“爱”这个字眼。
正文 160、国家调查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7 本章字数：2270
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雁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雁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雁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了。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将近中午，杨富珍带领6名调查小组成员，在省知青办主任、地区知青办主任、县知青办主任共20来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知青点。
杨富珍看到我们的宿舍沿着江边一字儿排开，十分感慨，她望着黑龙江说：“你们的知青点就像矗立在边境线上的岗哨，一推开窗，就能听见滔滔黑龙江的奔腾声，就能看见对岸苏联矗立的岗楼。”
知青围着她，听到她的感慨，都笑了。
她回过头来接着问：“你们谈朋友了吗？”
对这个话题，大家推来推去的不答，笑得却更起劲了。
当她了解到我们知青点从原先的53人，到现在还剩下8名女青年26名男青年时，说：“女青年太少了，将来婚姻问题有点困难。”
接着，她到我们新盖的两幢新房里转了一圈，对我说：“现在住单人，将来能成为一个家，这个房子设计得好，比那种大通铺房子好多了，你们看得远呀。”
可能是“大通铺”这几个字眼让她想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对大家说：“我已经在黑龙江走了一大圈，看到好多知青生活得比你们艰苦多了，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地方要去，今天就不能同你们多聊了。”
临走，她和知青一一握手，并对陪同的公社干部说：“你们要把这些知青带好，让毛主席放心，让知青的家长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