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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黑龙江淌冰排要到四月底五月初，我们队的小麦已经播完了。”
邵子昂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主席最近有这样一首诗：‘父母忠诚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谁守？虽未死，鬓已秋，身躯倦，你我儿女，忍将夙愿付东流？’”
吟罢，邵子昂感慨万分。
他到底要比我大五岁，对政治很敏感也很关心。
我却似乎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有春耕、粮食、种子、化肥，还有知青点的伙食……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云龙谈起主席那句“地球在害病”的感叹，认定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已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想努力做一些平凡实在的事。
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他说：“应该是泛指年轻一代，是指共和国的同龄人，怎么能不包括我们呢？”
我不再作评论，但告诉他一件事：“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却很有想法，他琢磨了很久，写了一篇《中国当代各阶级分析》的长文，寄给高层领导机关。结果，他被隔离审查了。”
邵子昂听后，良久不语。
正文 125、谁教育谁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9 本章字数：2124
在哈尔滨开了三天的知青座谈会，又去参观了好几个兵团和知青农场。
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兵团和农场有那么多年轻人，但他们100多人甚至200来人睡在一个大宿舍的生活环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知青的生活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知青点，已经盖了三栋房，最早盖的女知青一栋房是四套房间，每套住4个人；后来盖的两栋男知青房，每栋两套间，每套现在住4个人，将来如果需要，一套就是一户人家。
我认为这些房已经够最后能留下来在农村成家的知青用了，新的计划是再盖一栋200平方米的大食堂，全部砖瓦结构，水泥外墙，拱型屋顶，靠江边那面墙的窗户要设计成整块大玻璃，能把黑龙江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一览无余。
这个食堂平时还可兼作生产队社员会议活动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我平时最不喜欢干的活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自从上海插队干部调回去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现在的两位，是上海外事办的老沈和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何。
老何这么一叫，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她们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雁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那年两个队长婆打架就是因为他抓猪崽引起的，还不接受教训？再说我跟他商量抓阄，他也同意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时，他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配合老吴一起抓阄，轮到老吴时，老吴说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这才知道老吴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了。
我听后只剩下摇头。这老吴，乍就对猪崽这么感兴趣呢？同样的错误竟犯了两遍。
我对昊宇说：“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晚上在知青食堂吃饭时，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
我知道，我得罪他们了。
老吴是因为这次抓猪崽的事，我批评了他；刘承新是那次牛车工分被我放到社员大会上讨论，结果降了他们每工5分。
有意见不怕，就怕不沟通。
找了个下班的时间，我先去老吴家坐了坐，唠了些队上的事，问他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没啥；然后我又去刘承新的家，闲聊了几句，征求了他最近有些什么想法？他也说没啥。
老吴没有提抓猪的事，刘承新没有提牛车工分的事，我也没直接问他们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表达一点：我对事不对人，他们对我如果有意见，无论何时都可以当面交流的。
正文 126、喂马这活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0 本章字数：2194
这天晚上，曹士英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知青点找我：“士英前些天腰又犯病了，连井水都挑不了，这个家靠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今年上学，连学费都没有，士英今年就没挣几个工分，这日子怎么过呀！求求队长能不能给士英安排个能干的活？”
我是看不得眼泪的，对她说：“你先回去，容我想一想。”
曹士英这批返乡青年比我们大好几岁，是当地老高中毕业生。他们以前与贫协的一些老农经常有言语冲突，也从不把上海知青当回事。在我们下乡第一年时，工作队来队里搞一打三反，有人揭发他们常聚在一起听“黄色唱片”，工作队就将他们当作“××小集团”整了一下。其中杜义田被拿掉了团支书职务，曹士英被劝退出武装民兵。
这时我们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爱辉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这家在十字街口的店后来成了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
他家里有些“老货”，包括留声机之类。所谓听“黄色唱片”的事，就是这台留声机惹出的祸。其实，他们听的“黄色唱片”不过就是几张梅兰芳唱的老京戏。
自从这次“一打三反”之后，他们精神消极，情绪对立，牢骚满腹。
四年后我当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养家糊口的平冗日子里了。
我是个不想卷入内部政治纠纷的人，平时跟他们没有私下来往。没想到鬼使神差地，贫协主任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们其中之一的杜义田家过年，这才对这些人几年来的苦闷有了一些了解。
我鼓励这些曾经挨过整，在队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出来为生产队出力，但他们总是以“同有些人合不来”为理由而拒绝了，大半年过去，也没什么效果。
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