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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措施。
首先，上海插队干部全部返沪安排了工作。其次，所有插队知青发了探亲证，每两年享受一次路费报销。手续是这样的，先由队委批准同意回上海探亲并开出介绍信；知青拿着这张介绍信到公社，如果公社也同意就再开一份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两份介绍信到县知青办去领取火车票。从上海回来的路费先由知青自己垫付，回来后在五天内去县知青办报销，如超过五天就算作废。回去探亲的还有100斤全国粮票，假期是3个月。
最关键的，是在1973年和1974年，中央连续下来两个政策：独生子女和特困家庭的知青可以回城。
而在这之前，除了推荐上学招工当兵的外，最早自寻出路离开边境的知青，是一些当官的子女，用的是军队内部征兵的方式。蟹有蟹路，虾有虾路，一部分知青利用老家的关系也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就只好继续在边境“留守”。
截止到1974年6月，我们这个知青点原有的53名知青，除了死亡1个，结婚嫁到外队1个，推荐上学3个，征兵1个，招工1个；内部征兵2个，自行转点6个，独生子女1个，特困家庭1个，共计走了17个，还剩下来36个知青。
以上走的人中，高朗是最后一个。
他属于特困家庭：母亲在西部三线支内，上海只有父亲一人带着两个身有残疾的妹妹。
高朗多才多艺，歌唱得好，口琴吹得好，字也写得好，但他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从不抱怨。下乡四年多一直做食堂后勤，喂了四年多的猪，挑了四年多的水。
第二天一早，黑河长途客运站，在送行知青的羡慕中，高郎用一双裂缝中嵌满了黑泥而无法洗净的手，提着行李登上长途汽车。
回头跟大家摆手时，他一脸的幸福。
从客运站出来，肖明、云龙等问我：什么时候回队里？
我说，正在启动。
我希望我的回归，多少能让部分插兄们在目睹身边战友一个个离去的凄凉中，得到一点快乐。
正文 102、兑现承诺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2020
我提笔在一本新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扉页上知青的签名引起我一道道回想，仿佛飘起了一条欢乐和鲜艳的彩带，彩带上翻飞着一幅幅画卷：
有雷雨闪电，有雨后长虹，有夜读灯火，有晨起挑水，有激怒，有欢笑，有严肃，有可笑，有对膝谈心，有无情批评，有和蔼可亲，有争吵戏闹……
彩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读书的黑河师范离生产队只有30公里，一年多来，每逢五一国庆暑假甚至有时周日，我都要回爱辉知青点。
曾有同学忍不住问我：“在爱辉是不是有女朋友？”
我说：“在爱辉是有朋友，但不是什么女朋友。”他们不理解，觉得很神秘，觉得我深藏不露，以至于在黑河师范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能够过着没有情感纷扰而全心全意读书的日子。
这种误解成全了我的学习，各项学习成绩都不错，还当上了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毕业时学校对要不要让我留校当老师还进行过讨论。
但我喜欢知青点的生活，重回生产队是上学前的承诺，现在要兑现了。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选择的历史。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听到“完成！完成！……”、“开始！开始！……”
似乎一切都有头有尾，但又无头无尾。每一次都在开始中结束，又从结束中开始。
谁也得不到老天的恩赐和优待，能够让纪元从他开始，能够让世界以他为终结。
我的历史也应该是这样，在不断地完成中，又不断地开始，似乎是重复，实际是新生，从而永远不停地前进。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够完成心中理想的大学教育。
黑河师范有一位张老师，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那天他和我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问张老师：“一个人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学业是什么？”
张老师笑而不答，沉默了许久，他说：“大学本科。”
还有一位王老师，是教古文的，那天他抖着手中的古文说：“这东西非得我讲不行，你们讲不了。”
我问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超过老师？”
王老师有点生气，迅速地回答：“我讲的东西，你们能理解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你们别好高骛远，你们就是再学也赶不上我的水平。”在他的眼中，大学毕业的他与读中专的我们永远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我自己对中专的学历也没当回事。
不过，三个留在县教育科的毕业生，却偏偏留下了我一个中专生，那两个大学生已经被分配到县里的中学当老师去了。
县教育科不同意我回生产队，分配我到业余教育股工作。
刘科长对我说：“作为分配就这么定了，但你的申请我们也交到了县委，最后听县委的吧。”
原以为回生产队是十拿九稳的事，现在很有点“黄”的危险。
我又在县教育科待了两个月，等上面的回音。
这期间看了一些书：《希思首相》、《约翰逊回忆录》、《白轮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三帝国的覆灭》等书。
同时，在来来回回往返各个乡镇搞农民业余教育时，还认识了几个人。
在爱辉到黑河的船上，我曾碰到一个上海医疗队女护士。她是川沙县城人，68届初中生，在当地下乡两年后，被抽调到市六医院学护士，毕业后到黑龙江巡回医疗。
她看上去很腼腆，实际却很健谈。她同我谈了一些最近在上海发生的事，最后说：“上海真的老烦的，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评法批儒，阿拉又不懂的。我喜欢出来巡回医疗，外头山清水秀老安静的。”
在张地营子旅馆里，我曾碰到一个北京来出差的干部子弟，十分忧国忧民。他谈到干部子女的两极分化：一种是口称“子承父志”，靠父母功劳走后门，调回城市。一种是热爱工农，深入基层，靠自己的一双手改天换地。
那晚谈着谈着就半夜12点了，他一看时间太晚，赶紧煞车，说：“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呀。”
我想我既没有享受安静的福分和超脱，也没有思虑深远的忧愁和大志。
我只是在不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无奈下，回到了下乡前最初的梦：当一个农民作家。
这总比什么也不是的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要好。
终于，在国庆前，刘科长正式通知我：“县委通过讨论，根据1974年工农兵学员招生提纲上对学生去向有‘或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条，所以，回生产队也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已经同意你的要求。”
县文教科搞了一个欢送仪式。刘科长说：“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拿过三个月的工资，就算是从这里回爱辉的了。”
从心里说，算哪里回去的，对我来说重要吗？
正文 103、转点争论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2369
1974年10月8日，我打起铺盖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疆转点回南方老家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根生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雁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根生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起来呢？”
王根生被呛得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雁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自从那年知青拿下稻田后，这些年逐步挑起了生产的大梁，在今年队长选举时，王根生又被选上了队长，这生产队就由知青当家了。不过，上海插队干部老孙调回上海后，王根生没人指导，暴露了一些弱点，威信骤降。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