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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四天四夜，没好好睡过觉，第一个上海的早晨，我赖床了。
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正向他们解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父亲也一定生过，所以他对虱子的黑白能解释得这么清楚。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骚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远去，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正文 76、两封来信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9 本章字数：1920
年底的一个下午，回沪探亲的知青来我家组织一次学习，早来的知青告诉我：“看见高朗与何雨琴俩人回上海后单独出去玩了几次，好像在谈恋爱了。”
我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也许比较谈得来，不一定到谈恋爱的份上。即使谈恋爱也没什么，这俩人都不错的。”说这话并不是与插队干部“不许谈恋爱”的禁令唱反调，一方面是真的从心里对他们谈恋爱不反感，一方面是早上接到邵子昂从爱辉寄来的一封信，心里有点烦。
邵子昂写来的这封信的抬头上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内容也很复杂，但主要说是和我谈心：“我感到你在后一阶段热衷于搞自己的‘外交攻势’，以此来争取自己的威信，而尽量避免矛盾，这里包含着私心，如果不去掉是很危险的。你们在上海要总结的话，请把这一条总结进去。”
在信的空白头上，还写着一句话：“请在学习小组会上读我的信。”
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信的抬头写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字，而且又特别提醒“读我的信”，邵子昂是要把他和我谈心的内容向大家公开。
我对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感到很吃惊。
自下半年以来，针对知青已经成为生产队的劳动主力，我多次在知青骨干会上提出“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当地青年，重新营造生产队氛围。”
我提醒知青，要想挑起更重的担子，就不能局限在知青点的小圈子里。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观点并没有被有些人接受，反而将此看作是“外交攻势”，是技巧手段。要不要在回上海的知青学习会上公开这种不同看法呢？我心里有些矛盾。说心里话，我不想让更多的知青纠缠到这种因各自心理习惯而产生的对个人的误会中；但如果不进行这场已经涉及到知青点今后发展方向的争论，就很难让知青团队拧成一股绳，造成相互的扯皮而难成大事。
另外，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得到了老乡的好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好多知青在春耕夏锄秋收生产一线上冲锋在前干出来的。年底脱谷打粮时，老乡们就异口同声说：“今年能吃上大米，可别忘了是知青的功劳”，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知青应该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在生产队的地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并为这种变化作好各种准备。
早上接信后，我已经把这些想法写在信上，信既然是写给邵子昂一个人的，就比较直接和尖锐。我对邵子昂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战友当作那种卑鄙的人，抛掉小市民那一套心理习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信的最后，我婉转地表示了他对我无端指责并要我公开宣读的不满：“我写的信，可以给王根生看，也可以给昊宇看，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也可以将此信公开，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不想回避别人对我的指责，在回沪探亲的知青学习小组里读了邵子昂的这封信。
读完后，我不作任何评价，也不谈自己任何观点，只是希望大家能作独立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班子里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回黑龙江去当面沟通解决，用不着采取读信的办法让大家来当裁判。
就在学习小组结束知青散去后，我又接到了王根生写的一封信。这里去掉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